●《史记》的注本，最早的是晋朝徐广的《史记音义》，把那时不同的字句记录下来。《史记》注本最有名的是“三家注”，即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北宋以后，开始有人将其拆散统一附于《史记》正文之下。现有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是南宋庆元年间的黄善夫本。裴骃，字龙驹，裴松之之子，河东闻喜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史记集解》共八十卷，以徐广《史记音义》为本，兼采经、传、诸史及孔安国、郑玄、服虔、贾逵等人之说，增益而成。司马贞（-年），字子正，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任朝散大夫、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史记索隐》共三十卷，引用四百多种文献作校勘材料，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使一些书目得以流传下来，便于后人辑佚，有功于目录学。另外，《索隐》在文献考证上也取得丰硕成果，考证《史记》中的人名、史实、司马迁生平等等。张守节，曾任诸王侍读宣议郎，守右清道率府长史。清代钱大昕说《史记正义》成书于开元二十四年（年）。谯周针对《史记》的内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汉书》改撰了《史记》部分内容。
●《后汉书》作者范晔在写作时，与谢俨共同完成了《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后范晔被告发参与刘义康的篡位阴谋，下狱而死，谢俨毁掉五篇志稿，现存《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作注时，从晋司马彪《续汉书》中抽出八志补齐。范晔在写《后汉书》时，保存一些重要先秦史料，如《竹书纪年》为晋代发现的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当时不受重视，范晔在列传中大量征收采用《竹书纪年》的资料，这些资料对后人的辑佚和研究先秦文献、历史，很有意义。
●《三国志》由于体例不全和删节过多、失之简略。南朝宋裴松之写成《三国志注》，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宋书》卷六十四和《南史》卷三十三均有传。唐代刘知见在《史通·古今正史》中说宋文帝令裴松之补注，元嘉六年（年）完成。其内容广泛，甚至包括了一些野史和神话，如搜神记、神仙传。裴注引用的魏、晋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裴注：“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误；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注的最大功绩，是改变了传统的以音义训诂为主的史注体，创建了这种以补遗、正讹和存异为主要目标的史注体。宋文帝评论裴注“此为不朽矣”。
●清人施国祁在《金史》考订中成就最为突出，他积二十余年之功，读《金史》十余遍，悉心考订、校订，撰写成《金史》详校十卷。在今天金朝史籍大部分都已亡佚的情况下，其书在研究我国历史，特别是宋、金史，以及民族史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施国祁，字非熊，号北研，浙江归安（今属浙江湖州）人，本是布商。
●《元史》编纂工作过于草率，错误百出。近代人柯劭忞以《元史》为底本，利用明清有关元史的研究，例如参考《元经世大典》残本、《元典章》，又吸收了西方有关元史的研究成果，例如法国的《多桑蒙古史》、波斯人拉施特《蒙古全史》等书，参考《四库全书》未收录之秘籍及元碑拓本等，以三十年之功，重修新史。《新元史》成书于年。次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把《新元史》列入正史，年刊行于世。这样，原来官方承认的官修史书“二十四史”就成了“二十五史”，若再加上《清史稿》则称为“二十六史”。全书共卷，包括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卷。柯劭忞还著有《新元史考证》(北京大学铅印版本)。《新元史》的内容比《元史》充实，它补充了元世祖以前的蒙古史事。《新元史》中增补了许多列传，像元朝初年不肯降元的一些英雄志士，尤其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领袖人物，如韩林儿、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等，《新元史》都为他们一一列传，详述他们的事迹。《新元史》对成吉思汗至蒙哥时期蒙古经营西域的内容、四大汗国盛衰兴亡的情况等，记载得也比《元史》详细。中外学术界对《新元史》也作了很高评价，认为此书集多年各家研究之大成，补充了许多新内容，纠正了不少错误，“学识赅搏，精力绝伦”。近人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其书（指《新元史》）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赡之二种长处。中国元史学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新元史》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编写《艺文志》，而且书中所引用的新资料，都没有注明出处。柯劭忞（-年），字仲勉，又作凤孙、凤荪、凤笙、奉生等，晚号蓼园，室名岁寒阁，山东省胶州市大同村人。光绪十二年（年）进士。官至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民国是独力撰著《新元史》，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赠其文学博士学位。民国三年（年）后参与《清史稿》的编撰工作，在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死后担任代馆长、总纂，最后总成《清史稿》。
●正史形成之后，后人有不少进行注释考订甚至改修。如北宋苏辙修《古史》六十卷，上自伏羲神农，下迄秦始皇，清代李锴修《尚史》七十卷，上起轩辕，下迄秦代。以上二书是对《史记》的改修。改修《三国志》的有宋代萧常的《续后汉书》四十二卷，元代郝经的《续后汉书》九十卷，明代谢陛的《季汉书》五十六卷，清代章陶的《季汉书》九十卷。改修《晋书》的有清代郭伦的《晋记》六十八卷，周济的《晋略》六十六卷。改撰《南史》《北史》的有宋代方岳的《重修南北史》一百一十卷。改修五代史的有清代陈鳣的《续唐书》七十卷。改修宋史的有明代王洙的《宋史质》一百卷，明代柯维棋的《宋史新编》二百卷，明代王维俭的《宋史记》二百五十卷，清代陈黄中的《宋史稿》二百九十卷。改修《元史》的清代邵元平的《元史类编》，清代魏源的《元史新编》九十五卷，清代曾廉的《元书》二百零二卷，清代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一百六十卷。
●正史只是史书中的代表，按金毓黻的分类方法，纪传体史书分创作之史、改修之史、分撰之史、总辑之史、补阙之史、注释之史、合钞之史、辑逸之史八类，正史可归为创作之史一类，创作之史除正史之外，还有其他史书，如王偁的《东都事略》，王鸿绪的《明史稿》，《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分撰之史有《西魏书》《十国春秋》《渤海国志》《南宋书》等。总辑之史有《通志》《续通志》等。补阙之史有《辽史拾遗》等。注释之史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晋书斠注》《新唐书注》《史记会注考证》等。合钞之史有《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新旧唐书合钞》《五代史记补注》等。
●除纪传体史书外，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之类的史书也是正史的重要补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谢保成评价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史学形成期的总结”，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预示古典史学的终结”。清代史学在特殊环境下成为正史注释考订的高峰期，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时期。最为著名的是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邵晋涵、纪昀、崔述、徐松、张穆、何秋涛等，皆是正史注释考订方面的名家，继之而后的还有王国维、梁启起、何炳松等。
●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并称清代三大考据学著作，皆统释诸史，逐年积累而成，历时久而后出。
钱大昕（-年），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望仙桥河东宅（今属上海市嘉定区望新乡）人。乾隆十九年（年）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纂修官，提督广东学政。47岁时辞官归里，三十年潜心著述和担任书院讲席。《二十二史考异》又称《廿二史考异》，训诂书，系统地考证二十二部正史及其注释的史实、文字、训诂，订正了很多讹误。钱氏学问淄博，考辨严谨，言必成理，事必举证，不仅以文书互校，以杂著考史，还以金石文字校史。
王鸣盛（年-年），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字西庄，晚号西江、西沚居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上海市嘉定区）人。乾隆十九年（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42岁辞官居家，三十年读书著述，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所著的《十七史商榷》是一部以校勘、考订为主，又兼有历史评论的史学著作。
赵翼（年-年），字云崧（一作耘崧），号瓯北，别号三半老人，常州府阳湖县（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年）进士。官至广州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七年（年），45岁的赵翼辞官致仕，闲居读书写书自娱，采用以史证史的方法，对历代正史（实涉及二十四部正史）作整体考察，用笔记形式把资料记录，日积月累而成《二十二史札记》，编目按二十四史之先后分卷（因《唐书》《五代史》均为新旧两部，故书名虽称“二十二史”，实际涉及到的为二十四部，即今天常说的“二十四史”），每卷以类相从，并各立标题，共为题。在考史的基础上注重议论，可以说是《廿二史札记》的又一个特点。这里既有关于史学的评论，也有关于史事的评论。在史学评论中，赵翼对历代史书修撰的得失，分析周到，持论平实，其中不乏至今仍值得称道的重要史学见解。对于史事的评论，更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他在书中多次谈到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米价问题——《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明代的米价贵贱》，通过米价的变化，透视朝政兴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其意义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考史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