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后来秦朝用法家思想奠定了统一的基础，秦朝很快崩溃以后，西汉初年采取道家思想治国，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后来两千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基奠，而同时期司马迁著《史记》，用儒家的思想记录和阐释了自三皇五帝到当时的中国历史，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人对历史、思想的认知。汉武帝为什么要重用儒家学说，司马迁和董仲舒又是什么关系，让我们一一探究：
公羊学汉代传人：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
公羊学是研究《春秋公羊传》的学问，该书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著，专门阐释《春秋》，最初只有口头流传。
汉朝前中期，公羊学成为一种显学，研究热潮达到了高峰，此时出现了一个研究公羊学的大学者董仲舒。董仲舒汉景帝时为曾经做过博士（这是个官职，不是学位）。他曾走出家门，设坛教授，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看一下。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
在拜他为师的人中，就有后来因为李陵案被施以宫刑但仍然坚持著史的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也曾在《史记》自序中提到过，自己曾师从董仲舒。那么司马迁师从董仲舒期间学的是什么？明显的，董仲舒只教授“公羊学”，司马迁学的也是“公羊学”。
董仲舒司马迁对公羊学的重大发展
康有为曾经评述董仲舒学术的主要特征为：“探本天元，著达阴阳。明人物生生之始，推圣人制作之源。扬纲纪，白性命。木仁谊，贯天人，本数末度，莫不兼运。”
董仲舒通过把“公羊学”进行发展，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他利用和改造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把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他的理论核心，并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理论前提，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而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比注重现实的董仲舒，具有更为深邃的政治目光，从对长期的历史考察中，他就把国家民族的统一当作一个时代发展的主流进行探讨和阐发，形成“大一统”的思想：统一的形成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因素相互作用所聚合产生的结果；虽然统一有时候是频繁战争和人民痛苦、社会动荡的过程，但它在消灭各地区的封建割据的同时，也为人民幸福生活和国家发展打下了真正的基础。
汉武帝的烦恼，推恩令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当时的西汉，虽然刘邦奠定了统一的基础，文景之治为国家打下了发展的基础，而且当时汉武帝已经通过宫廷政治斗争击败了窦太后一党，但是汉武帝手上仍然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首当其冲的就是汉初分封制带来的不良后果：首先，汉初高祖刘邦分封的各种同姓王侯，经过常年休息发展，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七王之乱”的阴影还笼罩在大汉上空；其次，由于诸侯分封，国家的各项税收、货币、盐铁专营的政策无法统一，中央政府的财力受到影响；再次，诸侯分封使得国家虽然道、法、儒等思想占据主流，但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思想，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礼乐制度，在这么辽阔的疆土上，在没有现代流通和通讯设备的时代，国家对边疆的控制能力逐渐弱化；最后，由于分封导致中央政府精力、财力、军力不统一，对南方和北方军事威胁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些读者会问：“如果分封是主要矛盾，那么后来推行推恩令不就彻底解决了么？”诚然，推恩令能够消解诸侯的力量，但是，消解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就是最关键、最难的是消解了诸侯力量以后如何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统一？
儒家：解决之道和交易价码
上文所说，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这时候“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上了《举贤良对策》。
《举贤良对策》切实为汉武帝提出了解决之道：天人和合一、三纲五常，随后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我们对董仲舒等公羊学的思想在上文中已经做了阐述，董仲舒等儒生的解决方案总结起来就是：首先是君权神授至高无上，由儒家学术界尊汉武帝为“天子”，代表了“天”这个最高的存在，使得汉武帝的君权来源于天授，具有无比的正统性、合法性，并且是神圣和唯一的；其次是以德治国万邦来服，在这个“唯一”之后，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任何人忤逆或者反对汉武帝、反对中央，都是不合法的、不道德的，也没有人会支持；最后是天下一统天道使然，形成以汉武帝这个“天子”为中心，全“天下”都以儒家学说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大一统”局面，并且大一统是“天意”，是必然规律，任何想破坏大一统的行为都是逆天而行。
期间，董仲舒还使用阴阳五行等其他学说对汉朝的合法性、统治的方略等，但是他所提出的方略真真切切从思想层面应对了当时西汉王朝面临的最深层、最根本的困难：如何建立一个从上到下、以汉武帝为核心的集权体系，并且把整个体系维持下去。
但是，我们发现汉武帝围绕此事连续和董仲舒对谈了三次，其中就涉及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独尊儒术。
董仲舒提出的各项方略需要构建一个宏大的哲学和神学体系、需要有强大的理论和舆论支撑：董仲舒这个时候向汉武帝提出了交易的价码：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也就是说，我们儒家提出了解决之道，并且可以成为你汉武帝的前锋搞定这一切，为大汉江山稳固、中央集权发展奠定基础，但是我们有条件，从此只有儒学才能成为官方思想，必须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汉武帝和董仲舒的三次见面，第一次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汉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则是主要问天人感应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汉武帝当时的想法，但是可以推断，汉武帝从巩固统治出发、并探索了具体方略，最终从“天人感应”方面得到了自己将要“带天执政”的答案，最终从国家的发展和自己统治权威的树立两个方面权衡，答应了董仲舒的条件。
自此，儒学成为国家官方学说，等到司马迁著《史记》，就为儒学世世代代成为官方学说铺开了长长的路。
参考资料：
《汉书·董仲舒传》
《史记·儒林列传》
杨燕起《司马迁与董仲舒》，《史学史研究》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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