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史书最大的区别，就是《史记》为纪传体史书；《资治通鉴》为编年体史书。
所谓的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表述形态的史书。其肇始就是司马迁本尊:《本纪》记述帝王事迹；《世家》记述王侯封国；《表》排列大事；《书》记载典章制度；《列传》载人物。
后世之史书，基本都沿循这种体例。
编年体，则是按照历史纪年所载录的史实，也就是遵循了时间的递延而开展的史家实录。
两相比较，司马迁的《史记》誉声更高，成书也早，直被历代史家视为史家圭臬、经典实录。今人解读史实多从这部书中汲取养分和意旨。
《史记》也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推崇备至。
无疑，司马迁也是一位文字功底十分深厚的文学大家。
而《资治通鉴》则是北宋司马光所辑录，采用与《史记》不同体例的书写模式，多是劝谏君主的从善如流，历来被视为帝王龟鉴之书。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司马迁的成书过程——
书还没完，他本人就被武帝施以宫刑，起因是他替降了匈奴的李凌说了几句自以为的公道话，结果惹得武帝龙颜大怒，要处以极刑。
而司马迁又无钱赎罪得免，只能屈辱接受宫刑，囚居蚕室，忍辱含垢，发奋著述，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全备、最完整的纪传体通史，遂成史家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