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期，有诸侯国多个，主要集中在今黄河中下游和江汉地区。经过激烈的兼并与争霸战争，只剩下较大的几个国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出现“春秋五霸”。楚国、吴国和越国都先后成为霸主，这三个国家，它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蛮夷”（华夏族对中原以外偏僻、落后地区的方国或部落的蔑称），不属于“中国”（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之列。
而当时天下最大的“蛮夷”，就是曾公开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的楚国。春秋初期，楚作为长江中游众多蛮族的分支之一，僻居荆山（今湖北襄阳市南漳县）一带，因而被称为“荆蛮”。
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公元前年，熊通对周王朝所封子爵（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不服而周天子又拒不加封，便宣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痛快淋漓地吐出了郁积胸中的不平之气，自立为楚武王，从一个处级干部“坐直升飞机”而为正国家级领导人，作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王的国家，俨然要与周王室分庭抗礼。至今，“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还有“不服周”的说法，流淌着楚人反叛的血液。
楚文王继位的当年（公元前年），便将都城从丹阳（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迁到了郢（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标志着楚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伍子胥先祖劝谏下“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问鼎中原”，大有“取周室而代之”的咄咄架势，使楚国的霸业达到了强盛的顶峰。自楚共王后，国力大减，呈现由盛而衰的趋势。尤其是楚灵王、楚平王之世，楚国可谓政治的阴谋和暴行充斥，君王的侈靡和虚荣显露，国家一时危机四伏，几乎陷入失国亡族的境地。虽然楚败于吴是在楚昭王时期，但国力之大衰则是在楚灵王和楚平王时期。
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结尾，按惯例用“太史公曰”以这段历史教训作结：“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齐国大夫，后奔吴，被楚灵王诛杀灭族］，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弃疾［楚平王］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两次］亡国！”从楚灵王的暴虐骄奢和楚平王的荒淫无道生发开来，强调君王要严格注意自己的操守和品行，要谨慎地应用权势。
与楚国理直气壮地吼叫“我是流氓我怕谁”异曲同工的是，吴国也大言不惭地声称“我文身，不足责礼”（《史记·鲁周公世家》）。相传商末周部落首领周太王（周文王祖父）的长子泰伯三让王位，建立了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吴国，居于今江苏南部古越族的一支就是吴国的土著居民。自此，一片曾经蛮荒的土地成为一个国家——句吴，一群曾被视为“蛮夷”的黎民也有了自己的称谓——吴人。因为吴国的这种独特属性，它在春秋诸侯中一直是一个另类——国民是被称作蛮夷的少数民族，而统治者却是正宗的姬姓周室宗亲。蛮夷和宗室两个身份左右撕扯和纠缠着历代吴王，自卑与骄傲交织的深层心理，使得吴国和其他诸侯国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之中。
在吴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它一直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其漫长而无闻的权力传递过程，史家懒得花笔墨去记载它，只留下了一位位吴子的名字。一直传到第9世吴王寿梦的时候，史籍上出现了一句话，叫做：“吴始益大，称王”（《史记·吴太伯世家》），时间是公元前年，自此才是吴国有明确历史纪年的开始。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二》如是说：“自寿梦以上，可知世数而不可纪年。”
《春秋·成公七年》首次记载了寿梦上台后的第二年，被称为“蛮夷”的吴国侵犯“中国”：“吴伐郯［今山东临沂市郯城县］。”这次攻打鲁国的附属国郯国，是吴国在沉寂数百年之后见于明文记载最早的对外战争，时间是公元前年。对此，鲁国大夫季文子痛心疾首：“中国不振旅［整顿部队］，蛮夷入伐”。而作为楚国附属国的吴国倒向中原的晋国集团后，“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中国］”。
吴国积极与中原诸国发展外交关系，趁机攻楚，夺取了淮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大片土地，成为与楚国抗衡的强国。20世吴王诸樊迁都今江苏苏州市后，加强了与楚国的争锋。伍子胥弃楚奔吴，并成为吴王阖闾的重要谋臣，“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吴国的霸业达到鼎盛。但因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谏言，刚愎自用，把吴国带入了霸业的天堂，复又把吴国带入了灭国的地狱。
被勾践自述为“僻狭之国，蛮夷之民”（《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的越国，开国元君为无余，“在江以南者则称越，今绍兴之于越，永嘉之瓯越，福建之闽越，两广、越南之南越是也”（吕思勉《先秦史》）。其早年的历史不详，即使史载的建国史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带有传说性质，而且其后的君位传承情况也因史阙有间，难以考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也没有像其他“世家”那样详细列举家族世系的传递。居于今浙江北部、中部的古越族的一支是越国的土著居民。到春秋末期，其范围已扩展到今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吴越争霸，卧薪尝胆的勾践笑到了最后，成为了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越在灭吴后，“横行于［长］江、淮［河］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清蒲松龄的书斋有这样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副被人们竞相引用的励志名联的下联，就是对勾践忍辱负重、以屈求伸、发愤图强、终成大业的称颂。
最早将楚、吴、越三国连缀在一起的，是《左传·宣公八年》的一个记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今安徽六安市舒城县］，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这里说的是公元前年夏天的事，楚国因为舒姓诸侯背叛，攻打舒蓼这个偃姓小国，并把它给灭了。楚庄王给它们划定疆界，到达滑水的拐弯处，接着和吴国、越国结盟就回去了。也就是说，吴、越两国在《左传》中同时露面时，都是作为听命于楚国的属国身份而出现的。这里似乎还有个警示作用，假如吴、越想不服从的话，舒蓼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楚人在淮河中游立足未稳，位于长江下游的吴、越亦随之兴起，并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进入这一地区，与楚人势力在此交汇碰撞，从而引发了三国之间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和拉锯，后以楚人全面、稳定控制这一地区而告终。可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后来正是南方这两个蕞尔小国的崛起，彻底将大国的霸业埋葬。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三个蛮夷之国，在争霸中也被同化，自己承认是华夏族的一员而成为华夏的盟主。耐人寻味的是，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在沉睡两千多年后，又在相隔仅两公里的楚国首都郢都地区出土，历史的鬼魔又在古墓中重现。不是冤家不聚头，莫非冥冥之中，吴王夫差那把尖利的宝剑还在为他的主人寻找“死对头”吗？
或许在大家的印象中，春秋末期楚、吴、越三国之间这段持续百年的战争，是一幅弥漫着血腥与残杀、充斥着阴谋与仇恨的历史画面。有时候甚至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这一段正史，是一部暴力美学大师构思出来的好莱坞巨片，或者是一段充满了相互仇杀的江湖色彩浓厚的武侠传奇。但是，历史的进程就是如此。它越惨烈，就越悲壮；它越悲壮，就越引人深思。
春秋列国间所发生的频繁战争，多是为争夺土地或人口而发生，很难在道义上辨别是非曲直，所以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在当时的战争游戏潜规则中，文明就是建立在残酷的战争之上的，你打我一拳而我不还一脚则显得我太窝囊了。“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战争是人类作为地球物种无法免疫的基因。
旷日持久的撕咬、扭打与争夺，无疑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深重的灾难。但是，战火的漫天燃烧，打破了王室与列国的分野，客观上给原先互不接壤的各国、各族提供了互相融合的机会，为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无论孔子怎样声嘶力竭地喊叫“裔［指华夏以外的地］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四方的蛮夷戎狄等族一旦进入黄河流域这个华夏文化的摇篮，就像走入“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大磨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逐渐融汇到具有较高经济、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华夏族之中，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周多年中，楚国先后兼并、灭国61个，为列国灭国扩疆之首。诚如范文澜《中国通史》所言：“楚国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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