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代的帝王必修课之一就是读历史，并引以为戒。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史书，《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等，卷帙浩繁。
而这些巨作之中，有一部书号称是“帝王之书”的著作，毛泽东前后读了17遍之多，它便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编著的《资治通鉴》。
从“三家分晋”开始，直到契丹于后唐绝交，《资治通鉴》共计卷，三百多万字，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本来想把此书定名为《通志》，宋神宗即位后，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无论是“通志”还是“通鉴”，强调的是一个“通”字，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均可从中受益。
不过面对史书普通读者往往会碰到两座大山，一是古文与现代白话文有差别，需要一定基础；二是史书往往篇幅巨大，作为既非领导又非学者的普通读者，动不动就去翻三百多万字的大部头实在有些让人望而生畏。
这时，一本精简的白话版《极简资治通鉴》可以说完美地解决了以上两个难题，用来打开这个宝库非常合适。
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有惊人的相似。”这不光包括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包括个人的“小历史”。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韩信的故事具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于职场人士而言。
韩信最初在项羽处担任郎中，多次建言不被采纳，再加上韩信对项羽的判断，料定跟随项羽没有前途，就逃离楚军归顺了刘邦。
但是即使胸怀经纬之才，也难免被忽视，只做得一个接待宾客的小官，甚至犯了法弄到了要被斩首的地步，也在这个时候得以遇到夏侯婴，便说道：“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夏侯婴觉得这个人说话不同凡响，面对处刑并无惧色，反而保持了威武雄壮的姿态，就与之交谈，韩信得以初步展示自己的能力。
在夏侯婴举荐下，韩信得到了治粟都尉的官职，但仍然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于是韩信抓住机会就和丞相萧何交谈，在萧何的印象中占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做了这些准备后，韩信还是没有等到“晋升”，便趁着到南郑很多人逃跑之机“重操旧业”——又逃跑了。但今时不同往日，他已经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官”了，在“高管”萧何的眼中，是组织发展不可或缺的“拼图”，所以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千古美谈。
我们可以看到，韩信的这次“逃”是无奈中的一次成功的策略，凭此“骚操作”一举跻身到了管理层。
但是“没有金刚钻“，也揽不了“瓷器活”，在授任大将军的仪式结束后，”CEO“刘邦就提出了”灵魂发问“：”丞相屡次向我称道您，您将拿什么计策来开导我啊？“
这个问题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回答的，如果说的都是老生常谈的内容，在刘邦眼里肯定就是庸才，如果太针锋相对，又难保“大BOSS”不会生气，可谓左右两难，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韩信的真才实学。
他先是设问，让刘邦自己说和项羽在“勇敢、猛悍、仁爱，强盛”方面强弱，刘邦沉默了许久，不得不承认：“我不如他。”
然后，他分析项羽的勇敢只是“匹夫之勇”，仁爱也无非是“妇人之仁”，外表的强盛掩盖不了内部的问题，又分析了刘邦的优势和策略，引得刘邦“大喜过望”，放心把军事大权交给了他。
后来刘邦被困，正好碰到韩信求立“假齐王”的书信，刘邦大发雷霆，但囿于时事，不得不用“齐王”的头衔收买他，韩信也因此对刘邦死心塌地，虽然有蒯彻为他分析形势和利弊，提出天下三分之计，他也不忍心背叛，最终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
待到天下平定之后，韩信果然遭遇了”兔死狗烹“，蒯彻一语成谶，这是后话。
相信大家仔细琢磨韩信的遭遇，能从中学到不少经验和教训，这还仅仅是一例，吴起、商鞅、范雎、李斯、晁错、霍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值得借鉴的例子。
除了从个人的角度，《通鉴》中更多的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来阐述的事件，有“文侯治魏”、“刘邦入关”、“武帝推恩”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三家分晋”、“诸吕之乱”、“王莽改制”这样的反面教材，真正做到了“资于治道”。
纵观《通鉴》所述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管理者能获得成功，往往都有良臣辅弼，燕昭王有乐毅，刘邦有“三杰”，汉昭帝有霍光，唐玄宗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而良臣荟聚是因管理者有礼贤下士之德，良臣能尽谋，也是由于管理者有用人不疑之断。
当然，对于下属的管理也是一门学问，一旦权臣的权势达到了一定程度，风险自然就会加大，用人不当，识人不明，甚至可能有失位殒命的风险，赵武灵王饿死于沙丘行宫，王莽篡汉，皆是前车之鉴，更不用提亲佞远贤，玩物丧志之辈了。
管理是一门更深奥的艺术，司马光在《通鉴》中也尽量把历史事件尽可能详尽如实地摆出来，很少作点评（当然在描述的过程和词句的选用上肯定是有偏好的）。大概是司马温公自知在如此浩大的主题面前，任何的点评都是苍白的，那笔者就更不应在此班门弄斧了。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而在历史上，文人学者更是对之不吝褒奖之词：
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梁启超也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而这一本《极简资治通鉴》，虽然在精简时对历史事件的取舍值得商榷，仍不失为我们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值得花碎片时间一览的书籍，像是一枚打开宝库的钥匙，引导我们去《资治通鉴》全书中获取更多的宝藏。
如果说笔者有什么建议的话，建议有精力的读者去看原著，同时，搭配《道德经》和《孙子兵法》食用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