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们又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记录和整理，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史书种类和内容非常多，简直可以用瀚如烟海来形容。
其中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史学著作，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不二法门，但是这二十四史的部头实在是太大了，要想读完，除非是专业人士，一般人还真的很难做到。
而且这二十四史不但数量多，而且都是用纪传体写的，所谓的纪传体就是一个个历史人物来写，这样写的好处就是你对人物的生平比较了解，但是对整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是比价模糊的，很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
幸好在这二十四史之外，有一部从周代到宋朝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要了解宋朝之前的历史，读它就够了，而且这还是一本编年体通史，按照年份来记录历史事件，对了解整个事件和国家大事非常方便，可以说是为我们普通人了解中国历史节省了三分之二的精力和时间。
读到这里你一定为忍不住想夸耀一下编辑这部史书的人，多么伟大的史学家呀，不但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记录，而且还为我们现代人节省了最宝贵的时间资源，这么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他。
不过你见到他千万别这么夸他，你这么夸可算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因为这个作者最讨厌别人叫他历史学家，而且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个搞历史的，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家，他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司马光砸缸的主人公，司马光。
为什么会有两部唐史
司马光在宋朝乃至整个中国都算的上是顶级的文人，这主要是后人对他的评价，然而在当时他的心里以及其他的心里，司马光都是那个时代一流的政治家。
司马光的政治岁月简单来说分为三段，前一段是蒸蒸日上的前途一片光明的宋朝士大夫，中间一段是在于王安石的斗争中落马失败，躲在洛阳闭门著书十几载不问世事。
第三段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重新成为朝廷重臣，全面负责朝堂工作，废除王安石新法，而他在洛阳这15年就是他全力以赴编写资治通鉴的日子。
司马光要写的并不是一本史书，他要写的是给统治者看的历代治国的经验教训，所以在选取史料和角度方面，都处处透露着司马光的见解，也可以说是整个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大力提倡的思想，这就是恢复和发扬传统的儒家思想。
宋朝能成为我国文化的巅峰时代，除了有大量的诗词文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程朱理学的发展，让儒家又一次发扬光大，无论从民间还是官方，都重新夺取了原本属于儒家的那个位置。
程朱理学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讲究忠孝仁义这些东西，宋朝时期形成这种思想，主要是因为前车之鉴的教训就在眼前历历在目，这就是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的惨痛教训，因为那个时期思想最为混乱，各种叛乱夺权，弑父弑君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这种条件下，就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侍奉朝代和皇帝最多的政坛不倒翁冯道，喜欢他的人说他是殚精竭虑的保护了文化和人们，但是宋朝人却非常讨厌他，认为他完全就是不断背叛自己朝廷的小人。
在经历过这种切肤之痛的不断杀戮与背叛之后，宋朝的文人急需要重新树立以儒家思想为知道原则的道德体系观念，重新高举忠孝仁义的大旗恢复已经丧失的世道人心。
要恢复世道人心，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俱，用的就是这种赞扬好人，把坏人钉在耻辱柱上的办法。
于是宋朝的士大夫们也决定编一套史书，来重新阐发一下儒家这种褒贬的精神，但是等他们准备要开始编订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他们无史可写了。
因为中国历来都是现朝给前朝修史，但是宋朝之前是五代十国，这五代总共加起来的时间才50年左右，就算是修史这也很不过瘾，宋朝人其实想修的是唐史，但无奈唐朝的史书，已经被后晋修过了。
但宋朝的士大夫们一看，这在混乱的后晋修的这叫什么历史呀，完全没有体现儒家精神，从史书上根本看不出来批判了谁，表扬了谁，于是就算在已经有了一部唐史的情况下，以欧阳修为主的北宋士大夫，决定再重新编写一部唐史。
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朝代居然有两部官修史书，因为名字都一样所以后来的人只能用新旧来区别，所以就有了《旧唐书》和《新唐书》这两部官方史书。
韬光养晦司马光
正是在宋朝这种高举儒家旗帜的大背景下，司马光编写历史，从一开始就是着强烈的道德色彩去的，训诫的意味非常浓郁。
不过一开始司马光只是用业余时间来修史，因为当时史学的地位很低，经学才是最主流的，司马光作为以为新兴的政坛明日之星，主要精力也不肯能放在编著历史上面。
但是这一切从宋神宗当政的时候开始有了变化，年轻气盛锐意进取的神宗皇帝，决定任用王安石彻底改革宋朝的各项制度，命令一出朝野上下震动，无数人反对新法，这其中最激烈的就是脾气倔强的司马光，用他那彪悍的性格一直上书反对变法。
因为宋朝有一条底线是不杀士大夫，所以对于这些反对的人，皇帝的做法一般都是打发他们到地方山去做官，但对于司马光名气实在是太大，放到地方上皇帝和王安石都不放心，于是给司马光找了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发到了洛阳，那就是让司马光编撰一部中国通史。
这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因为在此之前编撰的都是断代史，一朝一部历史，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之外，但是这宋朝距离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千年，而且司马光要写的是中国通史，包含了司马迁《史记》的部分内容。
这项工作对于一般人来说绝对能称得上是光荣伟大，但是对于当时的司马光来说纯属是无奈之举，毕竟神宗皇帝信任王安石已经到了无回复加的地步，这个时候继续留在朝廷已经没有意义，司马光又想起了自己那同姓的另一位名人，司马迁，都是在遭受厄运的时候退而著书。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司马光以非常优越的条件，开始了他在洛阳的蛰伏和编书工作，这一干就是15年，司马光一生最巅峰状态的时光，可以说全部都奉献给了这本书。
即便是被皇帝打发到洛阳编书，司马光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政治理想，也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个单纯的史学家，他编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皇帝一个参考意见，看看从古至今那些历史上的朝代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有哪些是需要批判的地方。
司马光的目的很明确，这就是一本统治者的参考资料，所以给这本书取名叫做《资治通鉴》，一次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从来都不是一本单纯的史书。
如此惶惶巨著，选哪个时间点作为本书的开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耗尽了司马光最精华年景的《资治通鉴》，从哪一年开始直接向世人传递出非常明显的信号。
如果我们翻开《资治通鉴》，会发现司马光用来开始的年份是个很奇怪的年份，这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作为开头，就算是很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也一时想不起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大部分史学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一年的前些年，因为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
名与实的较量
公元前公元前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这一年晋国的赵氏联合韩﹑魏灭掉了智氏，自此中国历史从春秋时代进入了战国时代，春秋时期的超级巨无霸晋国从此不复存在。
这个历史分水岭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司马光却偏偏不以这个事件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始，却偏偏要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作为开端，是他不了解这件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吗，不恰恰是因为司马光太理解从春秋到战国的意义了，所以才用了这个不起眼的年份。
因为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件小事，但是在司马光的眼里却是晴天霹雳的大事，那就是周王室发布诏书，任命了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也就是说从名义上承认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实，并且从此这三家和晋都是同等地位的诸侯国了，尽管这个时候所谓的晋室已经名存实亡了。
司马光的基本政治里面，几乎都包含在这对开篇年份的选择上面，司马光的逻辑是典型的儒家君臣的那套逻辑，非常清楚。
为什么不以公元年作为战国的开始呢？因为这个时候韩赵魏是乱臣贼子犯上作乱，他们没有经过晋候的同意就私自进行战争，瓜分土地，这是典型的犯上作乱的行为，属于最被儒家痛恨的事情。
但这件事在既成事实之后的几十年之后，周王室下令分封了韩赵魏三家，从此不但从事实上韩赵魏成了诸侯国，而且在名分上，韩赵魏也是堂堂正正的诸侯国了，因为这是周王室亲封的，而且这三个新的诸侯国后来全部成了战国七雄，足见当年晋国的实力有多强。
司马光最痛恨的就是乱臣贼子，所以他对于三家分晋这件事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既然周天子都已经承认了这件事，那么他有不得不记录，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周天子册封他们的这一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而不是韩赵魏实际成立的那一年。
这其中不但有司马光的忠君思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另一个体现，那就是关于名分的重要性，孔子认为任何事情的前提就是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孔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
也就是说不管你韩赵魏三家，是不是在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只要周天子不同意，你们就是妥妥的乱臣贼子，哪怕你们再怎么强大，在名分上依然属于晋国的臣子，没有跟晋候平起平坐的权力。
这就是儒家的正名思想，也就是儒家一项是坚持名分的，很多事只要你没有名分，不管你实力再强，也是得不到大家的承认的，而且司马光在这里也有批评周天子的意思，怎么能因为他们实力强大，就能容忍他们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呢，乱臣贼子就不应该被册封。
这一点司马光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的周天子已经是自身难保的，小的完全就是一个中下等规模的诸侯国，跟韩赵魏这种低级诸侯国的实力根本没法比，而且战国时代已经开始变得血腥，周天子唯一的价值可能也就是下个诏书什么的，要是不下这个诏书，可能分分钟周王室就被灭掉了。
但不管怎样，司马光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名分很重要，哪怕是在板上钉钉的事实也不行，所以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对于开篇，用的是周威烈王二十年，周天子颁布诏书的这一年，他认为这一年才是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的年份，也是承接孔子的史书《春秋》写战国时代最恰当的年份。
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之后，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迎来了神宗皇帝驾崩，太后亲政请他出来主持工作的事情，尽管《资治通鉴》已经给司马光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他也明明知道搞政治容易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但是司马光从来都没把自己当做是什么文学家史学家，在他眼里他始终都是一个政治家。
果然司马光主持工作之后，全面废除新政，步子迈的太大，前面王安石变法如果说是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司马光的一年之内全盘否定基本观点肯定都是持反对意见的，不够这些司马光走的比王安石更远，他是个纯儒，只要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无论如何都会去做，典型的儒家信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总结：尽管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这本伟大的历史著作，但他本人从来不认为这是一本历史书，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历史学家，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对于同一本书，同一件事，古人和我们的看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了解历史不能想当然的去理解，很多我们以为的事情，其实真实情况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