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笔者试从史学和文学的不同社会功能入手，分析纪传体史书产生的原因，下面予以详细叙述。
《史记》
西汉以降，中国世俗文化中之所以存在着浓郁的好歌功颂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和轻视普通劳动人民的恶劣习俗，很可能就与《史记》、《汉书》所开辟的这种浓墨重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的文治武功及其轻描淡写甚至无视普通劳动人民历史业绩的史学模式，有很大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西汉王朝时代的司马迁改动了中国古代的“春秋”历史典籍体例去创造了这种有缺陷的纪传史学典籍模式呢？这，是值得今人深入研究的问题。
秦汉以前，中国、至少在中国南方地区已经全面进入了精耕细作的农业耕作社会形态，精耕细作的农业耕作社会形态，要比粗放型的渔猎、游牧社会形态更加迫切需要天文历法知识，因此，先秦时代的中国各诸侯国中均设置有“太史”职官。由于天文历法历来就对国家政治和农业经济事务的影响作用甚大，所以，古代的太史职官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往往很高，甚至可能高过了国相。太史职官的职能，就是客观记录天地自然和国家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的事件，这样的文本，就叫做《春秋》。
《春秋》，在先秦时代是一种人们真实地去观察记录天文自然历史和人文社会历史的文献，然后，中国古人再分析这些文献，试图从中寻找出那些可能反复循环的天文自然历史和人文社会历史的所谓“规律”现象，以利于人们对今后可能发生的自然和国家社会事务吉凶的提前预测。因为，趋利避害，这是人类共同所向往的。但是，伴随天文历法知识成为普及性的显学，国家社会中能熟练运用历法知识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此，先秦历史上的太史职官的地位也就逐步随之下降了，西汉王朝前期七十年，朝廷甚至都不设置太史职官。
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才重新设置了太史职官，但是，当时太史职官的职能并不是记述天文和人文的历史，而是主要司职星相观测和吉凶预测及其主持天文历法研究工作，当时的汉朝廷明确取缔了古代中国的太史职官职能。为什么汉武帝会这样改造和重新启用“太史”职官呢？这应该与汉武帝的个人好神仙之术和西汉王朝当时对外频繁战争的历史背景原因直接相关！今人通过《史记·太史公自序》可知，记述人文社会历史故事和评论时政人文思想，都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的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的业余作为。
其次，就是汉武帝时代的专制社会制度导致了纪传体例的《史记》产生。由于汉武帝时代正处于对外进行扩张的战争时期，所以，汉武帝时代的国家政治是实行的军政合一的专制政权体制。这样的战争历史时代，朝野人员的言论行动都不自由，甚至当时还盛行以言治罪的酷刑。所以，司马迁父子即使有心按照中国古代史官那样去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他们的现实顾忌则实在是太多了。同时，六百石的太史令属于朝廷之中的低级职官，太史令的司马谈父子当时可能并无权利去自由查阅朝廷图书档案中的机密资料。
况且，按照常识，战争时期的国家机密档案往往也不可能对外开放。这样，就造成了司马迁父子著作《史记》时，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道听途说去“实录”了。如此，司马迁也就不得已地将自己的著述的重点放置在写作人物上了，因为人物和人物故事，是不可能被官方封锁和封档的，必然是流传于社会的。如此情况下，司马迁治史，必然就会使得他自觉和不自觉地按照先秦时代的稗官小说家风格而去著作《太史公书》了。由此可见，一种学问和其著作体例的诞生，往往是有其历史背景原因的。
人类史上，史学和文学之间，历来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史学，因为记录和讲述的是国家社会中的历史事件和其结果，所以，史学的主要功能作用是传播历史经验教训知识和历史社会伦理是非价值观。史学的这种国家社会功能作用，中国古代史学家们大多都认识得很清楚。比如，西汉末期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扬雄就一语中的地说：“请问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舆尸、血刃，皆所不为也。”（《法言·渊骞》）唐朝史学家刘知几也认同扬雄的这种对史学功能作用的判断，他说：“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史通·曲笔》）
西汉初的陆贾认为历史知识对后人有传播道德价值观和经验教训知识的双重功能，他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常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登高及远，达幽洞冥，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世人莫睹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经之本末，道德之真伪，既口其意，而不见其人。”（《新语·术事》）这里需要提示一点的是，《新语》可能在西汉末期或后世被人改纂过，陆贾时代，尚无“五常、五经”之说法。
史学为什么能够给予后人以历史经验教训知识呢？刘知几有段话很精彩，他说：“夫两曜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岛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史通·书志》）在刘知几看来，古代的天地自然，与后人所感知的天地自然，是一样的；因此，古今人们度分天地经纬的方式方法，也应该是无异的；由于人类是天地自然派生的产物，所以，人类国家社会中的人伦道德价值标准，也必然会遵循天地自然中所反映的道德伦理原则。
刘知几的这个关于人类古今史学价值观标准本质的判断，与现今人们所感知的只要事物发生背景条件相同或类似，则各事物之间就可以按照一定的价值观标准去互相比喻和互相参照的道理，是一样的。也与汉儒董仲舒说法类似，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是，刘知几之所以如此认为古今史学可在天地同一前提之下而互相参照伦理价值的标准和互相借鉴运用，一定与他认同了他一向崇尚的西汉史学家扬雄的自然史学观有直接关系，比如，扬雄就曾说：“人不攻之，自牵从之。测曰：人不攻之，自然证也。”（《太玄·从》）当然，从宏观和长远的时空观看，人所感知到的天地自然本体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但是，相比之下，天地自然本体结构运作的变化速率与人类生命及人类历史的演化速率，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了人类可以像扬雄、刘知几那样认为是“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的地步了。
在人类的历史知识中，人类的生命时空和人类自身的演化历史，相对于天地自然历史时空来说，基本上可被模糊视为是一组动、静关系。相对于人类认知而言，天地自然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在日复一日和年复一年的“循环”运作，人们可视这样的“循环”自然天地运作现象为“亘古不变”的静态；相对于自然天地的这种“亘古不变”静态，人类自身几十年和百来年的生命时空，人类自身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的历史时空，那当然就是动态的了。
这就是说，人类对万事万物的认识，都来自于人类对万事万物“动、静”相对关系的界定和比较。“差别比较生知识”，如果人所认知的一组事物的彼此之间都是静态或者都是动态的，是没有差别的，那么，人类是无法产生出知识的。即使是“运动学”计算多组复合运动物理现象时，人们也必须事先界定出一个相对的“静定”质点来，然后，才能以这个静定的质点为基础去计算其它物体的物理运动情况。
“异类不比，动静相对，举一反三”，这是三条自然科学知识的基本法则，也是人类历史科学的基本知识法则。而且，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这两门学科都在不断追求和接近真实，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去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科学的本质是发现，科学的任务是求真；技术的本质是发明，技术的任务是创新。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科学”都是和只能是一门还原本来的学科；相比之下，技术则是一门可以通过当事人的主观努力和理想去自由组合科学技术材料而不断创造的学科。同时，无论科学还是技术，这两门学科都必须讲究参照系条件，一旦参照系条件有异，研究者就失却了互相比照的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