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否发现，历史就是个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看的玩意。
历史人物越是年代久远越不可考证则越是描绘得“伟大”。
相反，越是年代接近可考证乃至是同时代的，则难数该人物的可取之处。
能登上历史舞台的人多少都有两面性：
一方面，他们一些事件或措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他们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犯或伤害了某些利益群体，在当时引来了巨大争议。
出众的历史人物其功绩多数只能体现在后世，由后人描述。
所有史官都有历史局限性，描述当世之事只能靠直观的感受与猜测。导致有些出众的历史人物可能只因与写史的人身处同一个时代便受到较低的评价.
这期《史记.酷吏列传》中就有一位上面我说的这样一位人物，他叫张汤。
年少有能，赳赳得志张汤是官宦子弟，受到为官多年的父亲言行举止的影响年少老成，在少年时就有起草公文和断案的能力，家庭背景造就了他注定会成为一个优秀政客。
为官之初他力保受牵连入狱的皇亲国戚田胜，结下了过命交情，出狱后田胜被封为周阳侯，田胜自然成了张汤仕途上的贵人，开始在皇亲国戚中引荐张汤，力荐上位。
后来张汤升至御史大夫，因出众的断案能力和关系运营，得到了汉武帝及其朝廷内外的一致好评。
张汤为官故作清廉阔达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争功，非常擅长操控小人为他处理脏活苦活，也非常善于与士大夫、世家结交示好争取舆论支持，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懂如何逢迎汉武帝的心思喜好去处事，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他早年仕途是一帆风顺，逐渐登上一人之下的权力巅峰，是教科书式的优秀政客。
张汤一直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执行者而非参谋学者的角色，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对平定匈奴边患和打击劣绅豪强的原则问题上立场是坚决的，这就是一种大义。
自古忠臣皆无奈他并没提出什么推动历史的政策，但在为汉朝抗击匈奴筹集军费物资上施展了浑身解数，《孙子兵法》有言“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导致了民不聊生、怨言四起，但他确实是为汉武帝顺利平定匈奴背后最大的功臣之一，后积劳成疾卧病在家汉武帝都亲自探望，史说“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历史就是那么爱开玩笑，往往提出一个主义或政策的人可以名流青史，但政策的执行人则容易遗臭万年，张汤就是这个典型。
张汤多年积攒的政治筹码在为汉武帝筹集军费的期间败光了，得罪了全国上下，成为众矢之的被万夫所指，几乎成为晁错一样的人。
官场后期的张汤一直疲于应付政敌的攻击与诽谤，他作为冷酷的执行者已经得罪了太多人，也犯下了太多的原罪，最终，在时任丞相庄青翟和下面几位官员的合谋下把张汤从御史大夫的位置拉下马，最后在政敌诽谤攻击下写下遗信“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后含冤自尽。
张汤死后家业被查抄，家产不超五百金，均是俸禄与皇帝所赐并无查出贪赃。其子兄想厚葬张汤却被其母亲制止“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
最终，为汉武帝筹集军费的一代功臣最后的身后仅是“载以牛车，有棺无椁。”
贬于酷吏隐其功从现在回顾来看，张汤的事迹我觉得单独列传都可以，因为他是汉武帝时期平定匈奴边患的幕后最大功臣，我们只知道史书上功勋卓著的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及其汉武帝的“英武”，却忘却了维持这只奠定中国版图的军队的后勤部长张汤。
司马迁最终只把张汤录入《酷吏列传》，定义为皇朝之爪牙如此低的评价，很大可能是张汤当时为政措施太过不得人心，但这个锅不该全由“丞上指”的张汤去背。
如果司马迁与张汤是相隔数十年的人，也许评价就不一样了。其中的因果对错不是我们能说清楚的，只能说人若想活个好名声还是纯粹点好，你们说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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