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两周历史上的两次空白期前者为史实不清

史前社会的不列颠岛,由于孤悬欧洲大陆之外,文明程度并不高。但随着欧洲大陆上不同种族的多次入侵,带来了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不列颠也逐步从石器时代转入青铜时代,并顺利过渡到了铁器时代。

进入铁器时代后,不列颠文明迅速发展,犁耕农业代替了锄耕农业,城堡大量涌现,出现了萌芽中的国家——贵族政治国家。在公元前2世纪末,高卢人中的一支比尔及人进入了英国。他们擅长骑马和驾驶战车,以先进技术征服了当地人,让城镇更加迅速地在英国各地普及起来。

可惜,比尔及人并没能高兴多久。

高卢人之所以离开欧洲大陆,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躲避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渐渐兴起的罗马共和国。公元前1世纪,在彻底征服了高卢之后,罗马人也将目光转向了不列颠岛。但由于暴风雨的破坏,凯撒大帝所率领的罗马军团两次远征之旅都宣告失败。直到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狄任命阿鲁斯·普劳提乌斯为司令官再伐不列颠,才征服了英国。

可由于罗马人的残暴统治,公元60年,怒不可遏的不列颠人在女王鲍狄西娅率领下揭竿而起,一度攻占了当时的重镇伦敦等地。可强大的罗马军团于次年镇压了这次起义,并迫使鲍狄西娅女王服毒自杀。

此后,不列颠成为罗马统治下的一个行省,渡过了年的安静生活。岛上还出现了五个繁华的自治市:伦敦、格洛斯特、维鲁伦、林肯和科尔斯特。市场、商店、旅馆、戏院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些自治市内,给不列颠蒙上了文明的面纱。

5世纪初,罗马帝国逐步衰落,内部纷争不断,罗马军队不得不撤出了不列颠岛。虽然罗马人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充满了暴力与血腥,但罗马毕竟给岛屿注入了文明的气息。罗马人统治的数百年里,英国历史第一次拥有了详实的文字记载。如今罗马人一撤,不列颠岛在野蛮的昂格鲁人、撒克逊人侵略下迅速沦陷,文化、文明水平大幅衰落,连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变得寥若晨星……。

从此,英国历史进入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空白期,人称“黑暗时期”。

英国史上的这段空白期,是由于罗马人的突然撤离而造成。

在中国周代的历史上,也存在着历史空白期;不但如此,而且还是两段空白期。

两周史上的第一段历史空白期,是在西周向东周转换的过程中。公元前年,申侯联合犬戎、鄫人杀入渭河平原,攻破了镐京城,在骊山下杀死了周幽王,西周从此覆灭。在此之前的西周史,虽然文献记载不多,但后人对西周的发展进程,并没有太多的争议。可西周覆灭后,究竟是如何过渡到了东周,这却成了困扰后人数千年的大难题。

按《史记》之说,西周覆灭后的次年,申侯拥立的周平王就迁都到洛邑,东周至此开端。但后人往往对此心存疑惑:申侯勾结犬戎杀死周幽王、改立周平王,无异于弑君篡位;崤山以东的天下诸侯,会这么快就承认勾结夷狄、弑父篡位的周平王为新天子吗?周平王又怎么敢在短短一年后就脱离犬戎护卫,向东迁都到诸侯环绕的洛邑?

常理推断,周平王东迁绝不可能像《史记》记载的那么简单。

西周覆灭51年之后,史料就大量出现了。《春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国语》等等诸多史料,详细记载了周王室东迁后年的各类历史事件。《春秋》开始于公元前年,这也意味着,从周幽王末年到鲁隐公元年之间这51年的历史,后人是茫然未知的,出现了一段“历史空白期”。

不过,随着清华简《系年》的现身,再结合旧有的《竹书纪年》等等其它史料,现代人逐步还原了那段历史,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西周覆灭后,西申国联合犬戎、鄫人立周平王为天子,周王国诸侯则在崤山以东立幽王之弟姬余臣为王,历史就此进入了“二王并立”时期,长达二十余年;后来在郑国和晋国的支助下,周平王最终战胜了携王姬余臣,成功东迁洛邑。

从此,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

西周向东周转换过程中的这段历史空白期,其实完全是有机会避免的。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历史学者都忠实记载下了这段历史;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就是明证。但由于这段历史严重违背了儒家所坚守的思想核心,致使这段历史被后世儒家学者有意无意间淡化了;而儒家学者,往往又是历朝历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传承者——最终导致了这段历史的佚失。由此而言,两周之交的这段历史空白期,其形成原因与英国历史的空白期并不相同。

除了两周之交时期外,周代历史上还有另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期。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研读春秋战国历史时,曾说:“《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纵长。自此之后,事乃可记。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

大学者顾炎武说《春秋》终于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沿用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如果按《左传》,《春秋》应该是终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年。随后,他列举了从《左传》终结之年到周显王三十五年间发生的大事,声称这一百三十三年间的史料缺乏,历史研究者都为之茫然。《左传》终结之年,是公元前年;在此之前的历史,有《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等等多份史书记载,较为详尽。周显王三十五年,是公元前年;在这之后的历史,《史记》、《战国策》、甚至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也多有详细的片断。可二者之间的这段历史,恰好是春秋向战国转换的关键时期,却缺乏详细的史料。后人能大略地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大事,却不知道这些大事是如何发生、具体是怎样演变的。

在顾炎武看来,这就是另一段历史空白期。

对于这一历史空白期,顾炎武如此描述:“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尊礼重信的春秋,究竟怎样发展到不讲道义的战国?

这种转变,肯定不会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过程。虽然从《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等等史料的记载,后人能发现这种转变的蛛丝马迹,但缺乏了这年历史的详尽记载,这一社会风气的巨变依然令后人感到突兀。所以,顾炎武不无惋惜地感叹:“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顾炎武所处的年代,也是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明朝覆灭,满清八旗军队入关,取代了朱元璋后人,占据了中国。对忠于前明的顾炎武而言,历史发展成这样,是他万万不愿意看到的。满清能这么顺利地夺过大明政权,与众多的明朝子民投顺满清密切相关。亲身经历了亡国之痛的顾炎武,自然对天下人如此迅速地改变效忠对象痛心不已。

正因为如此,在研读周代历史时,他更看重春秋时代的“礼与信”,而对战国时代的“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现象痛心疾首。作为著名的思想家与经学家,顾炎武信奉的就是儒家思想中的“礼、义、仁、信”。信与礼、宗族姓氏、祭祀聘享、赴告策书等等诸多的“优良传统”,在战国时代几乎完全被社会抛弃,文武之道何以得存?

现实的沉重打击,让顾炎武有着强烈的愿望,试图从历史中找到这种思想巨变的根源,可偏偏历史资料的匮乏却难以让他如愿,所以也只能发出一声声无奈的感慨了。

由此可见,顾炎武所提到的历史空白期,更多是指春秋发展到战国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断层,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如果能对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断层研究透彻,或许就能给后人以启迪。可明明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巨变,却无法从中吸取到任何经验教训,这才是大学者顾炎武为此哀叹不断的根本原因吧?

如此看来,两周之交出现的那段历史空白期,其实也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断层。西周覆灭前,天下诸侯都信奉“尊王攘夷”;可短短51年后,戎狄所拥戴的周平王却击败了天下诸侯拥立的携王姬余臣,堂而皇之地东迁到了洛邑,成了天下公认的天子——这种思想文化层面的突变,又是如何发生的?

或许,这又将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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