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为我国历史学上的巍峨丰碑，鲁迅先生对《史记》赞誉极高。
虽已去两千多年，今读《史记》可不受时空拘束，感觉并不久远。一百三十卷信手翻阅，可以当文学作品，读一个个小故事；又可以依次来读，细心体会，互相参阅，从史料中窥探历史真相。
毕竟，《史记》既篇篇可独立，又前后卷章相关联。
先说最末卷《太史公自序》。《史记》无前言，司马迁却将《自序》谦虚地放置最后，列传第七十篇。
列传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的传记，或者说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司马迁把自序位于列传里面。是谦虚，还是骄傲？且不论。
很多人喜欢结合《报任安书》探究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原因。那么自序中究竟透露了多少信息呢？让我们一起看看自序。
家族荣光——“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乃西汉太史令。这都是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说。司马家先祖能够追溯到上古虞夏之时，是执掌天文地理重黎氏，到了周代辈辈传承掌管周史。
随着周王朝衰落，司马家“去周适晋”，后来家族分散了。直到爷爷司马喜为五大夫，父亲司马谈当上太史公，才重掌管天文。
写《史记》，这不仅是家族使命，也是家族荣耀。
父亲遗愿——“无忘吾所欲论著”司马谈承继祖业后确立显功名的宏图大志，撰写继《春秋》之后的一部历史著作。
“是命也夫，命也夫。”
“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然而，造化弄人，汉武帝搞封禅大典，这么隆重的封禅仪式不能参加，“而”字转折中透露出司马谈的遗憾。
“发愤”不仅悔恨，而且伤心。所以在将死之际，司马谈拉交代临终遗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低头呜咽，泪涕俱下，硬着头皮应下了父亲的遗命。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守孝三年之后，司马迁由郎中调任太史令，整天忙碌着收集史书和整理档案文献。
出于情怀——“故述往事思来者”对于司马迁而言，写史不仅是父亲遗命，又是司马氏烙印在骨子续史的自觉——这也是太史令的使命所在。“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司马迁自幼耕读，十岁即能诵古文。二十岁踏遍名山大川，南至江、淮；北渡汶、泗，东到齐、鲁；而后又出任郎中、西征巴蜀等。
司马迁所学和游历，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轶闻趣事，以及全国各个地方的风俗民情和经济生活，在《史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结合亲身经历阐述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家族基因的传承，父亲临终的嘱托，以及个人的游历，让司马迁觉得应该承担起“绍明世，续《春秋》”的历史使命。
飞来横祸——“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军败被俘而被处以腐刑并囚禁狱中。司马迁宁可狱中苟且偷生而不自裁，只因为心愿未了。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给任安回信时解释，“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想到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屈原赋《离骚》，左丘明编《国语》，孙膑著兵法，韩非《说难》与《孤愤》等，这些流传的著作基本都是遇坎坷愤慨而作。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更加坚定了信念，也影响了他的写作——不仅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要“思垂空文以自见”，通过文章流传让后人了解他。
遭此飞来横祸，司马迁记叙中不再一味褒扬明圣盛德，而是化悲愤为动力，将内心郁结诉诸于文字之中。
六家论要——“我有以治天下”再看《自序》，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家族荣耀，第二、六家之辩，第三、盛赞春秋，第四、史记提纲。
五百年出一圣人，司马迁应该从小就接受过类似的教育。“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续写历史成为名圣，这是家庭影响而树立的最大梦想。
《自序》指摘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点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谓诸子百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去努力，只不过途径不一样而已。“此务为治”，如何达到太平治世——这就是共同的目标。
然而，六家各有长短，阴阳一年四季运行顺序，儒家君臣父子人伦关系，墨家强本节用，名家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都是可取的主要内容。道家虽说兼收并蓄，集众家之长，有可取之处，但“其实易行，其辞难如”，做起来比较简单，然而道家文辞幽深微妙很少人能够通晓。
六家如此，谁是优？还需要说嘛，以史为鉴更为清晰。
褒扬春秋——“以为天下仪表”再继续看，司马迁与壶遂对话高度褒扬《春秋》。《春秋》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纲纪，既是礼义的根本，也是道义治世的准则。上至君王、臣子，下至平民百姓，不知《春秋》就不晓礼义。
明面上，司马迁出于对孔子尊崇以及史书的赞誉，立志效仿孔子整理编次历史。
但是，司马迁“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与孔子“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处于完全不同的境遇。
所以，与壶遂对话中还隐藏着信息。
司马迁说：“余闻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意思是《春秋》不仅针砭时弊，还宣扬明德，所以司马迁也要将圣明君主、功臣、世家、贤大夫等人物的家事传记传扬古今。
当然，孔子作《春秋》的初衷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来孔子想以评论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作为天下人行为准则，但感觉说服力不够，不如将褒贬之义寓于史事中，或者说结合史事阐述观点，如此更容易让人接受。
孔子所处时代不允许直抒胸臆，遭受腐刑的司马迁岂能没有情绪？所以，司马迁也仿效孔子在史事中寓意褒贬。这可能就是与壶遂对话所隐藏的含义吧。
所以，读《史记》既可以了解历史，还应该从中探究司马迁隐藏的信息。或许，司马迁在行文中不经意的隐藏了一些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