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厉、宣之际的“共和行政”是西周历史上的大事件，它是两周之际社会变革的产物；同时，也可以说，“共和行政”徐徐拉开了两周之际更为剧烈社会变革的巨大帷幕。毫无疑问，“共和行政”之“共和”本义是指“共伯和”这位具体的历史入物，共伯和也是“共和行政”这一重大事件和历史政局中的关键人物。那么，共伯和的具体身份如何?他又是如何入主周王室并参与和主持了西周厉、宣之际这一长达十四年的危乱政局的呢?
“共伯和”身份考
对于《汉书·古今人表》中提及的“共伯和”，颜师古注释说:“共，国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颜氏明确说明“共伯和”乃共国之君，名为“和”，共伯和是以一地方诸侯的身份入主中央，并参与了“共和行政”的。此点几为承认“共伯和”此人存在的历代学者的共识，但出于对“共”地的不同认识，学者们对“共伯和”的身份也有着不同的说法。
在对《汉书·地理志》所载“河内郡”下辖之“共”县作注时，颜师古特别引用了三国时期曹魏著名学者孟康的说法，指出“共”地乃“共伯入为三公者也”，此注释引起了诸多学者的重视。为了便于对“共伯和”的真实身份作出合理甄别，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对西周“共”地所在作出恰当准确的定位，然后在此基础上探绩索隐，勾勒出与共伯和最为匹配的人物身份形象。
西周“共”地所在
在谭其嚷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中，标有两处以“共”命名的地方。‘这两处“共”地大致位于同一纬度，分处径水和淇水流域，虽然地域相隔很远，且没有直接联系，但却都于史有征。对于径水流域之“共”地，文献记载仅见于《诗经·大雅·皇矣》篇，《毛诗正义》郑笺“共”为国名，单就“共”地而言，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琪《毛诗后笺》’、陈负《诗毛氏传疏》’等均从郑笺，惟朱熹《诗集传》认为“共”乃“阮国之地名，今径州之共池是也。”，程俊英先生在前人基础上，对《诗经》“共”地作了全新注释:“共，古国名，在今甘肃径川县北。”核之以相关历史事实，我们认为程先生的认识是非常正确的。
上述“密”，又作密须，为径水流域一古国。密须国始建于何时不可考，但可以肯定它在商代就已经存在，在经水流域颇具影响力，《诗经》、《竹书纪年》、《史记》等早期著作均对其有所记述。《史记·周本纪》载:“明年，伐密须。”由裴胭《史记集解》和张守节《史记正义》可知，此密须国乃姑姓之国，地处汉安定郡阴密县(约当今甘肃灵台县西)。”径水流域是早期周人的重要活动区域，也是周人东进扩张的重要后方基地，密国侵犯阮国、共国、旅国，打破了这一区域的既有势力格局，不符合周人的战略规划，周人自然要对密国加以遏制和制裁。《竹书纪年》记载:“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与周师，遂迁于程。”密须国作为地方一霸，对周人不甚服帖，成为周人东进扩张的后方疑虑，文王率周师攻伐密须国，迫使姑姓密须国投降，这使周人在关陇区域的势力范围更为牢靠，文王遂将都城迁到处于关中核心区域的程地。
此处之密康公，乃密国之君。对于此时之密国，学界多认为乃姬姓之国。吴曾棋曰:“密本姑姓，周灭之以封姬姓，而仍其旧名不改。”但汪远孙却指出:“密有二:姬姓者在河南……姑姓者在安定·一今在甘肃平凉府灵台县西五十里。据此，则安定之密，姑姓，非姬姓也。”‘笔者认同汪远孙的说法，原因有三:首先，上引《竹书纪年》明谓“密人降与周师”，应该意指密人降服于周人，而非被周人灭国。其次，西周时期姬姓国被灭者很少，被周王室所灭者更是几乎没有。再次，周共王虽然不是大有为之君，但也很少见到后世史家对其有过多贬词，想来也算不上是一个昏庸之君，倘若密国为姬姓，密康公仅因女色问题得罪了共王，共王便发怒攻灭同姓之国，免不了引来当时和后世之人的严词批评，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想必周共王因女色而灭密仅是托辞而己，径水流域古密国最终被灭，当是出于共王的其它战略考虑。
笔者认为，将西周共王时期的密国看作姬姓之国，于理不合，应该还是将其视为姑姓之国为当。由此可知，商末周初，周人并没有彻底消灭径水流域的古密国，密国一直到周共王时期仍然作为周人附属国存留于径水流域。古密须国是径水流域势力相对强盛的地方诸侯国，在周人未出面干预之前，他可以迅速侵占阮国及共国土地，然而当周人出兵后，密人又不堪一击，先是被击败投降，后又轻易被灭国亡氏。面对周人势力，作为径水流域地方一霸的密须国力量尚且如此弱小，可想而知，当时作为周人附属小国的古共国，其力量更是极度微弱。它随时都有可能被周围大国蚕食和侵吞，在商末周初的国际格局中，径水流域古共国不可能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力。周王朝建立以后，共国要么是经过周初大分封，从而变成了某一诸侯的封地或卿大夫的采邑；要么是被周围强大的戎狄势力逐步蚕食和侵吞了。
总之，自西周王朝建立后，径水流域古共国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再未见诸史籍记载。然而，西周厉、宣之际的“共伯和”却是一位有着相当大的政治军事权势和社会威望的公众人物，他对西周末年王朝政治格局的稳定和延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共伯和所居住的“共”地也应该是一个有着足够社会影响力的大国所在地，绝对不可能是《诗经·大雅·皇矣》篇中所提及的那个任人宰割，历史线索非常模糊的径水流域弱小古共国，作为地方诸侯的共伯和，其所居之地和所在之国当另有所本。
《诗经·大雅·皇矣》篇记载了径水流域的古“共”国，而《左传》、《史记》等古籍则记载了淇水流域的另一“共”地。贾速和杜预将大叔段出逃的共地释作“国”，严格讲来，我们应当将其理解为故“共”国。因为到了西周春秋时期，淇水流域故共国已然变成了卫国属地，完全失去了昔日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大叔出奔共”，实际上就是投奔了卫国，郑伯无法跨越郑、卫边境继续追杀大叔段，大叔段因之得以在共地保全性命。同时，卫国的州吁也得以顺理成章地和大叔段联合在了一起，他们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此中的“卫亡人”当包括跟随大叔段发动叛乱失败后逃奔到卫国的这股势力，卫州吁利用大叔段所控制力量的帮助夺取了君位，作为回报，卫州吁也联合多国力量欲帮助大叔段夺取郑国君位。《左传》相关记载可对《史记·卫康叔世家》的以上记述起到一定的旁证作用，另外，隐公二年又载:“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也。”杜注:“公孙滑，共叔段之子。”郑伯弟段先是被称为“大叔”，逃亡共地后，又有了“共叔”的称谓，虽然大叔段、公孙滑父子曾经试图联合卫国力量夺取君位，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支郑国流亡者势力此后便长期留居卫国共地。
《左传》阂公二年载:“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杜注:“共及滕，卫别邑。”’杨伯峻先生认为，隐公元年“大叔出奔共”中的“共”地“即阂二年‘益之以共、滕之民’之共，本为国，后为卫别邑，即今河南省辉县。振鹤师在注《汉书·地理志》“河内郡”下辖之“共”县时，综合历代诸家说法，最后明确指出，故共国“治今河南辉县市。”总之，今天的河南省辉县曾经是淇水流域古共国所在地，而在西周春秋时期，它则变成了卫国的属邑。
卫国作为周“宗子”之国，是西周首批分封诸侯国之一，周王室对卫国寄予厚望，希望卫国能够较好地监控殷商遗民，以“作周厚屏”。只可惜卫国地处中原诸国、殷遗“顽民”乃至戎狄势力包围之中，区位优势不明显，发展空间有限，未能如周边诸国一样发展壮大起来，后来深受翟人逼迫，都城屡迁，几近亡国。即便如此，卫国在两周之际仍然位居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国之列，它的完全衰弱是春秋中晚期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