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最为人称道的事，就是将为祸边疆的匈奴驱逐，远遁漠北，彻底解除了汉朝的边患。手下卫青霍去病一时名将，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汉武一朝，武功极盛，彻除边患，以至于西汉末年，名将陈汤仍能吼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
汉武帝虽为皇帝，同时也是个凡人，在位间大兴兵事，空耗国力，迷信好色，也是一身毛病，但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对于那样一位特殊人物，这些毛病相比他的功绩，又不可相提并论了。
对于司马迁《史记》抹黑，汉武帝不仅知道还看过，两个人的恩怨也是由来已久。
因汉将李陵一事，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的处理方式很不赞同，于是直言上书，触怒正在火头上皇帝的天威，被叛死刑，由于史记尚未完成，司马迁选择了以宫刑免死。丧失了能力的司马迁曾记载：“哀莫大于心死，辱莫过于宫刑”。可见这事令其万念俱灰，对汉武帝有所怨恨实属正常。
对于《史记》编修，前代事多来于典籍，当今事就由自己笔杆子掌控了，同样一件事，可以描写出不同的效果。身怀大恨的司马迁，能尊重事实已经是很不易了，至于赞美颂扬之词，那自是想都别想。
而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则是另一番景象，对汉武帝大加赞赏，称其雄才大略之君，对于没有直接厉害冲突的后世记载，应该更为客观真实。
有意思的是，汉武帝对于如此贬损自己的《史记》，居然让其一字不动流传下来，不仅如此，汉武帝曾下史上第一道的《罪己诏》，以检讨自己的过失。这些很能说明问题：
汉武帝心胸宽宏，尊重事实，不会对贬损自己的人打击报复。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着清醒的认识，《罪已诏》就是明政，敢于认错。很多事要全面去评价，要赶走外敌，就要用兵，用了兵就要花钱吃粮征兵，既要这样，又不能那样，事情就没法办了。
汉武帝是一个相当自信，性格强烈的人。对于这些抹黑，根本就不在乎，只要你司马迁记载的是事实，不管你写的偏重什么，忽略什么，交给后人去评说。
因此，《史记》能流传后世，也有汉武帝刘彻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