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汉武帝时代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完成的著作，全书共篇，记载起自上古下迄汉武帝时期几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巨著。由于《史记》内容丰富、可靠，体裁合理，叙述又生动，所以成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之作。从《史记》著成至班固撰成《汉书》之前，相距百余年间，却形成了高峰之后的低谷时期，撰写历史的工作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司马迁所形成的格局，竟然变成后人撰史的桎梏。
由于被司马迁的巨大成功所吸引，这百余年间，先后有17位学者从事《史记》的续作。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褚少孙，另一位就是班固的父亲班彪。褚少孙为西汉元帝、成帝间博士，在他所补的《史记三王世家》中这样叙述他补作的动机：我有幸以文学进身为侍郎，平常好读《太史公书》。在列传中讲到，《三王世家》中武帝封的诏令极有文采，但又读不到他们的家世事迹。于是我便从知情的老辈人那里找到封的诏书，并且编排他们的事迹写成这篇文字。
现今《史记》中褚少孙补作的还有《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龟策列传》等，大多是补记司马在潜少孙以后，补作《史记》几成风气，相继者有15人，他们是：刘向、刘颜、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至东汉建武年间，班彪又为《史记》撰写“后传”65篇，成为续补《史记》的又一著名人物。从诸少孙到班彪，有这么多《史记》的续作者，说明了《史记的成就对学者们很有吸引力，也显示出中国史学绵延不断的传统。
同时，这个事实又暴露出：在这百余年间，学者们一直未能找到新的著史的途径。他们的“续作”，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所做的工作置于司马迁巨大成就笼罩之下，只限于修修补补。他们并未意识到需要构建新的史书体系。而这个问题若果不能解决，则“保存历史记载连续不断”的目的，是不能达到的。试看：在众多的续作者中，除禇少孙所补的段落由于附于《史记》，班彪所续的一些内容由于存在于《汉书》，因而得到保存外，其他作者所续三篇，早已统统湮灭无闻。若果不能构建新的著史体系，那么再好的内容也无从依托，既不能流布于社会，更不能传留给后代。
班固自觉地担负了推动史学前进的艰巨使命，他以宏大的气魄创立了著史的新格局。《汉书》“断汉为史”，按照西汉皇朝的起迄，始自高祖终于王莽，包举一代，首尾完整，在构史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史学从司马迁的巨大身影笼罩下走出来。这部巨著的产生，终于使史学跨出了低谷，再次耸立起一座丰碑。唐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对此颇有真知灼见，他评论班固所表现出的这种创造性，是敢于做到自成一家。
刘知几认识到，在通史体的《史记》之后出现断代体的《汉书》，实际上是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他对《史记》的成就曾作过高度评价，指出《史记》是著述的楷模，它的体裁具有容量广阔，极富伸缩性的特点。与此同时，他通过反思自司马迁以后撰史的实际经验，在《史通六家》中对体裁运用的得失加以总结。他认为，从成书的难易和读者阅读的效果看，《史记》的通史体裁又存在很大的缺陷：它记载的上下限相隔辽远，包括的年代太长。
这么庞杂的内容，分散在各篇“纪”、“传”之中，再加上“书”和“表”，势必造成难以查究，本来是讲一朝的事，却分散在不同的篇章，简直如同北方的胡族同南方的越族一样距离几千里，君臣共同参与的事迹，却像天上的参星和商星一样相隔遥远。以后梁武帝仿照这种通史体裁，撰作一部《通史》，尤其芜杂累冗，致使读书人宁愿去读原有各部史书，而懒得去翻阅这部新著。况且《通史》编成的并不很多，随即遗失的却不少，真是劳而无功，这是作史的人所应深深引为鉴戒的！
接着，刘知几分析《汉书》断代为史的优点：“班固修史的方法，起自高祖，终于王葬，他下了大功夫组织成一部史书，定名《汉书》。以前孔子编成上古的文献，也叫《尚书》。故从称之为‘书’来说，也是依据古代而定的伟大的命名。自从东汉以来，继班固而起的史家前后相接，也大都将修成的史书称为书，只有一、二家命名有点差别而已，而体裁、方法都与《汉书》完全相同以前的史书，如《尚书》、《春秋》、《竹书纪年》、《史记》等，或连记几个朝代，或者记一代而不完全。只有《汉书》，有始有终地记载了西汉的兴亡，完整地包容了一代历史。它的内容，要简洁得多，它的体例、结构，要缜密得多。读者要研讨西汉的史事，线索清楚，容易收到功效。从《汉书》出世以来，直到今天，断代为史的方法一直被仿效，并没有人能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