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嘉祐六年），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算起，苏轼踏入政坛40年里，有七个年头是在岭南度过的。
从年（嘉祐元年），19岁那年，离开出生的眉州，赴京赶考，辗转大半个中国，漂泊了一长串的州，其中岭南的就有：广东的韶州（今韶关）、英州（今英德）、惠州、广州、高州、雷州，广西的廉州（今合浦）、镡州（今北流）、容州（今容县）、藤州（今藤县）、梧州，海南的琼州（今海口）、儋州。
从年生于四川眉州，到年客死常州，这位如彗星般划过中国宋朝星空的全才式人物，最他难忘的地方有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岭南居其二。正如与东坡关系密切的三处西湖，就有两个在岭南：惠州西湖和雷州西湖。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容置疑，然而千百年来，所有激赏韩愈的文章全部加起来，也抵不过苏轼的这十二个字。对于同为贬黜岭南的文学大家、文化大使、朝廷大员的这位前辈，苏轼对其文学、道义、人品、功绩都推崇备至，并引为同道、尊为先驱、树为榜样、立为楷模。然而，无论在文学造诣上、道义坚守上，还是在造福百姓上、教化岭南上，苏轼都要比韩愈走得更远、更韧、更久、更坚定、更彻底、更义无反顾、更让人心悦诚服、更让人顶礼膜拜、更让人泪流满面。韩愈被贬潮州，始终没有放弃重返朝廷的希望，写了很多求和信，“哀怜卑下”，最终以国子祭酒的身份重返中枢。
苏轼以行动对韩愈的这种求和行为予以批评，他在朝廷既不向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妥协，也不向以司马光为核的保守派退让。他只与真理站在一起，自觉离权力越来越远。在外放的道路上，他从不向朝廷乞和，更不向邪恶摇尾。他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与自然坐在一起、与贫寒混在一起、与荒凉连在一起、与生死绑在一起，即便越贬越远，抵达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最边缘，触摸着整个封建时代的最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