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李陵叛国降敌的确凿消息传回朝廷后，汉武帝震怒，朝堂上也一片大哗。群臣都惊诧于一向标榜忠义的将门李陵竟然如此贪生畏死，也对他这种辱国行为愤愤不已，异口同声地指责。就在这种情景下，司马迁却跳出来大唱反调，为李陵贪生怕死，叛国降敌的行径编造借口，大加开脱。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讽刺带领主力却战败而归的李广利，把李陵兵败投降的责任推卸给李广利救援不及时，于是震怒，不仅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被判死刑。当然，司马迁后来甘受腐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当然，现存史料中没有司马迁与李陵深交的记载，所以如今也无法确定司马迁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叛徒辩护的动机，不知道是私交甚笃，还是出于如今民主国家中开明的“战至绝境投降无可厚非，及时投降是指挥官保全士兵的责任”这种思想。但以当时汉代的风气而言，司马迁的言论却严重不合时宜，不啻于是在为叛国行为张目。汉武帝如果放任甚至支持司马迁的荒诞言论，那无疑是给其他武将战败降敌开了一条出路。投降了仍然能被当作功臣，家人无恙，以后人人再无后顾之忧，谁还会为国家死战沙场？那么问题来了，李陵在无法继续战斗的情况下投降敌军，究竟是不是犯罪？汉武帝杀他全家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如果他后来被匈奴释放回到家乡，是否仍然会受到追究？汉初的法律《贼律》明文规定，驻守边境据点将士叛变、主动投降敌军的，或者是在敌军来进攻时作战不力投降的，和企图谋反、临阵脱逃同样处理：“皆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本人从腰部一断为二，全家族诛（父母、妻子及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全部处死）。所以这条汉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求将士要为朝廷奋战到死，即便是已丧失作战能力，也要为国捐躯，绝不可被对方俘虏。也就是说，汉武帝在得知他投降匈奴时，已经可以按法处置将他全家族诛，不必再有他叛变、帮匈奴练兵这一情节。而且，我们要知道，在汉文帝的时候，李陵的祖父李广也曾兵败、受伤后被匈奴活捉，李广夺了匈奴的马匹、弓箭，奋力逃回汉境，但却被捕下狱，被指控“亡失多”（损失士卒过多），“为虏所生得”（被敌军活捉），两项罪名，判处“当斩”。后来依靠爵位以及纳粟“赎为庶人”。综上可见，李陵被汉武帝满门抄斩实在是罪有应得，毫不冤枉。再告诉大家一个史实。汉武帝死后，汉朝使节告知李陵，新皇即位，大赦天下，他已经能够归汉了。可李陵却说：“丈夫不能再辱”，拒绝回到汉朝。李陵有这种反应其实并不奇怪，他不肯归汉的原因也绝不是他自己说的什么“不能再辱”。他的家人被汉廷屠尽，岂能不怀恨于心？而且归汉后他是千夫所指的汉奸，在匈奴他却是当朝驸马，官高爵显，还组建了新的家庭，他又怎么可能返回故国呢？李陵在匈奴居官二十五年，后因病而亡。比起他麾下战死在异国的那五千忠勇士卒，他的后半生还算是相当不错地，不仅锦衣玉食，还拥有不小的权力，当年那些把他麾下五千兄弟斩杀殆尽的匈奴兵，如今也都成了他这个昔日俘虏的属下，每日还要受他的训练和节制，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公元前56年，其子趁匈奴内乱，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兵败后被呼韩邪单于捕杀。由他已经具有拥立单于的实力，有夺取匈奴大权的野望也可以看出，李家在匈奴根基颇深，李陵之子是高阶统治层中的一员，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李陵投降后在匈奴的地位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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