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有著名的“前后两司马”,一个是《史记》的作者,汉朝的司马迁;另一个就是《资治通鉴》的主编,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是北宋时期我国杰出的史学家、政治家。他的父亲司马池曾做过天章阁待制的官(为国家掌管图书,编修国史),这给他学习历史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七岁时,他就喜欢听讲《左氏春秋》等史经古籍。他聪明伶俐,刻苦用功读起书来手不释卷。为了避免贪睡,他用圆木为枕,只要一翻身,枕头就会滚掉,使他惊醒之后便起来苦读。他曾给这个枕头起名叫“警枕”。由于司马光刻苦勤奋,当他20岁时,就博通经史,并一举考中了进士。先后当过天章阁待制、翰林学士、宰相等职务。尽管司马光的政治生涯不平静,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历史的爱好。他看到历史著作十分浩繁,仅“正史”就有《史记》、《汉书》等多卷,至于那些不是史官编著的野史,就更多了。司马光心想能否把这些书里最主要的部分摘出来,编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呢?编一部通史的想法开始萌发了。司马光生活时代,封建社会已走向衰落,地主阶级各层之间斗争激烈,官场中贪赃枉法之事,比比皆是,奢侈腐化之风司空见倾。然而,百姓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司马光受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很深,认为当官要做到为人真诚,光明正大,廉洁奉公,励精图治。鉴于当时的社会现象,他很希望编出一部书来,能让皇帝从历代的兴废存亡,成败得失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前世之兴衰作为借鉴,考虑今世之得失。奖励行善,惩罚作恶,坚持真理,抛弃错误,发扬古代的传统美德,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使人民得到幸福。公元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革新。面对变法,朝廷出现了新旧两党,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竭力反对变法,司马光甚至当着皇帝的面同王安石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但宋神宗没有采納他的意见。这时的司马光已52岁,正在书局里编写简明通史,但被宋神宗改任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决不就,最后被排挤出知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年司马光毅然退居洛阳,不再直接参与朝政,连同当年在书局一块写史的著名的史学研究者刘恕、刘颁和范祖禹一起,投入了编著《资治通鉴》的工作。司马光他们几乎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工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共参考了除正史以外的种杂史、资料,他们将收集到的材料,逐一对比分析,辨别真伪,取精用宏,然后按照从目,分段编述,最后又由司马光删订,总串而成书。司马光对编修这部书,是竭尽全力,费尽心血了。他对全书的体例,书法,乃至每个史实的考证,都是严肃认真的。司马光规定自己每三天必须删定一卷。若有耽误,日后必定补齐。成书时,草稿整整堆满了两间屋子,而且每一页草稿都是用公正的楷书写成的。没有一笔草写,从最初的草稿到最后定稿,一丝不苟。前后经过整整19年的时间,《资治通鉴》的书稿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上起周朝,下迄五代,前后共年的历史,卷,多万字,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是我国古代史学上的一大创举,被后人誉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司马光和他的伙伴们真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用他自己的说:“我的全部精力都耗在这部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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