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后世对《史记》的高度评价，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广传于世，从侧面也证明了它的价值。
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史记》也成就了司马迁，使他成为闻名于世的人物。
然而，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仿佛消失在历史的天空中，去向成谜。
《史记.太史公自序》，自然不会有作者向去的记录，奇怪的是，同为史官的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的去向，也是语焉不详，只以“迁既死后，其书稍出”，来一笔带过司马迁的去向。
我们翻阅《史记》，会盛赞司马迁，二千年前的班固同样不会厌弃他，语不详述，肯定有原因。
或许，我们能从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中找到蛛丝马迹。
《史记》成，太史公极有可能选择自杀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随外戚、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征匈奴，李广利主力未遇匈奴主力，李陵却与单于在浚稽山遭遇。李陵以五千汉军步卒，战匈奴精锐骑兵，达七天之久，单于不断调兵追击、包围，后终因寡不敌众，李陵在箭矢用尽，身陷重围的情况下，选择投降匈奴，此战汉军杀敌一万五千余人。
汉武帝怒于李陵降敌，更羞于大舅子李广利无功而返。满朝重臣曲意奉迎，附声攻击李陵，惟有司马迁客观分析战局，指出李陵降敌是情非得已，且战功足以抵消其罪。汉武帝自觉失去颜面，降罪司马迁，处以宫刑。
从这一刻起，司马迁的心已死。
封建社会，统治者们重视编纂史书，史官的社会地位却很低下。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在司马迁看，史官如同占卜巫师一样，都是皇帝后中的工具玩物，皇帝把史官当成与倡伎、优伶般低贱，自己这条命就是丢掉，也跟死了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
司马迁所以隐忍受辱，是要完成自己的修史任务，更是完成父亲临终的嘱托：
“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勿忘吾所欲论著矣”。
父亲司马谈的“欲论著”，是想写一部史书巨著，记叙汉朝之前的历史。
司马谈专门叮嘱儿子，“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
他告诉司马迁，孝是什么？如果能完成这部史书，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就是大孝。
背负着父亲的嘱托，司马迁把编写《史记》当成人生头等大事，他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并以先贤为榜样：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成“。
这种看似自我勉励的话，连司马迁自己都不会太相信：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子，他们或遭遇生死之险，或身体有疾病，都不如司马迁自身遭受的宫刑，这般令人屈辱。一个男人，宫刑是莫大的耻辱。平民百姓吃不上饭，去势而为，成为阉人，那是被逼无奈，而士大夫，宁死也不会接受与阉人同列的事情。
心中的修史理想，随身残而弥坚，而《史记》一朝修成，司马迁的精神就会垮掉：目标达成，身心松散下来，没有了追求，没有了执念，只剩心灰意冷，耻辱漫身。
秦汉时期，士人风骨，尤尚春秋战国，“士可杀不可辱”，视死如归。
这样看来，司马迁极有可能会选择自杀，以雪生前身后污名。
《史记》成，太史公也有可能弃官隐退
《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但这并不是他平生的愿望，“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由此看来，司马迁青年时代，非常醉心山水人文之景，彼时，他还未接受父亲司马谈的嘱托，心中还未有什么包袱。
列入朝堂，继任史官，司马迁的随性的脾气，依旧未改，亦坚持着说真话的原则，遭受刑罚，使他看透人生，看透官场，看透了朝堂的肮脏。一朝《史记》著成，他的心，也许被唤醒，年轻时的游历之梦，再次拾起，寄情山水，乐意人文，再次走向江湖，也未尝没有可能。
太史公的去向，同行班固肯定是刻意隐瞒，详情如何，这位妙笔的史官肯定非常了解。不多着笔墨，不过多留下太史公的踪迹，他也许是想给这位前辈，多留一些清静在身后。
人生在世，有些时候，真的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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