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历来便有，大多数人皆认为《史记》与《汉书》各有千秋，不分伯仲：
《史记》成一家之言，《汉书》尽圣人之道；语言上《史记》雅俗共赏，《汉书》雍容尔雅，结构上，《史记》神明变化，《汉书》严缜绵密；
纵然都为两汉史学的“双子星座”，但论写人传情，言辞恳切优美，情感真挚动人，窃以为《汉书》远不如《史记》。
一、用情至深的《史记》
《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写诗如此，记事未必不能如此？《汉书》之于《史记》，便是缺少了一股情意。
司马迁对其笔下的人物，无不倾其所有感情，呕心沥血，固然是因为联系到了自己的遭遇而有所偏爱，但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已经故去千百年的人物事迹，由他的笔写下来，便觉得有血肉丰满，活灵活现之感：
屈原是“信而被疑，忠而被谤”的委屈；张良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的智慧；伯夷、叔齐则是“隐于首阳，义不食周粟”的气节；魏其正直，灌夫刚烈，武安奸诈；人物褒贬，寓于笔墨之间，是非善恶，藏于文辞之外。
正是因为司马迁的记述，才让我们看到了时过境迁以后依然熠熠闪耀的历史群星。
公园里的司马迁雕像司马迁对项羽，无疑“用情至深”，虽然对项羽的残暴凶狠又刚愎自用并无遮掩之态，但对项羽骨子里带有的贵族习气仍有细致入微的刻画：
狂狷傲气但却体恤部下，雄才大略但仍有一份对虞姬的绕指柔肠，纵然最后兵败自杀，历史上也只是惋惜之情居多。
有李清照满怀敬意的思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有杜牧对其失意结局的慰藉、鼓舞：“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凡此种种，多半含有对英雄的惋惜之情，毫无对失败者的奚落与唾弃。
而《汉书》的《项羽传》中，且不说对《史记》有多少摘录抄袭之处，单单的细节描写都不到位，何谈人物形象的丰满？
再反观《汉书》，苏武持节牧羊，忠诚有加。
而“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美则美矣，却毫无感情，倒像是歌功颂德的教条，咄咄逼人的驯化，这样的历史，和耳提面命的的价值观灌输有什么区别？
二、满怀哲理的《史记》
司马迁之优于班固，更是把自己的思考也融入其作品中，所以《史记》读来便觉得哲理意蕴丰富，满口生香。
而读《汉书》，不免有平铺直叙，艰涩干瘪之感。
《太史公自序》里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窃以为和《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者同样揭示了圣人贤士在成为圣贤之前，无法避免的苦难历程，或者说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的原因所在。
这样的典例铺陈，却不显臃肿冗长，因为，这样的话，对像司马迁一样挣扎痛苦的人来说，是安慰也是希望。
此外，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司马迁用“尚不觉寤”“岂不谬哉”否定了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这样的唯心主义说法，相较于被“天人感应”所支配的《汉书》，则更显进步。
《史记》标榜“究天人之际”，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固定的联系，天即是天，人便是人，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在如今看来也不乏其科学性。
而所谓“天人感应”不过是将政权合理化的借口，班固不加以辨别，反而大加宣扬，真真是迂腐落后至极。
三、极具批判的《史记》
如果说，“发愤著书”使得《史记》中写尽了英雄的末路悲歌，也将司马迁几十年的深刻哲思蕴藏其中。
那么属于司马迁的，史学家的实录精神，则使其在创作时，不由地将笔触伸向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描绘了社会的种种阴暗面。
司马迁写尽了封建社会的事态炎凉：蔺相如一旦失势，便“树倒猢狲散”，再度得势，便引得众人嬉皮笑脸逢迎讨好。在《苏秦列传》中，苏秦与其嫂的问答则明显反映了《史记》的批判锋芒。
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多金也。”
司马迁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复杂面：在《高祖本纪》中，他不吝笔墨描写刘邦的雄才大略、任人唯贤,并尊其一声“高祖”；
但在记载刘邦自起义起，至立沛公之前的事时，都懒懒散散称一句“刘季”——他写刘季其人，“好酒及色”、睚眦必报。
相比之下，《汉书》显得谨言慎行得多。作为一部正史，班固身不由己地维护着统治思想的利益，因而在描述刘邦生平事迹时，往往有意删减史料，维护高祖形象。
比之《汉书》，《史记》的批判锋芒似乎更张牙舞爪一点：司马迁广收民间史料，有意以史家的本分，直言不讳地记“史”，毫不惧上。
他本着“究古今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原则,直截了当地对汉朝的开国君主的不当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
而班固写《汉书》,以《史记》为前辈，自然借用了《史记》的很多桥段，有时甚至直接生搬硬套，却在某些地方进行了润色、修改，“为尊者讳”，这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相比,确实略逊一筹。
四、写在最后
虽然，以今日，以我之眼光，对《汉书》大加鞭挞的态度不甚理智，而我也并非喜欢乖觉怪癖之辈，只是“各花入各眼”。
有的人喜欢《汉书》的沉着冷静，中正持平，我就偏爱《史记》的抑扬顿挫，情深义重和批判锋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