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探明历史的真相，是要一看历史的真实形态。然而历史的真实形态往往遮掩在层层迷离的表象之内。历史研究的困难，在于不知怎样才能剥离这些迷惑研究者的表象，而历史研究最为诱人的魅力，则是往往在不期然间竟会深入到史事的核心。研究者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能力和方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运气的问题，关键在于个人的情趣；至少我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研究者是不是具有这样的情趣，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对待学术研究的心性问题。假如你像清朝乾嘉学者那样，只是一昧地想要求真求实，求真求是，就不会简单地套用任何基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创建的研究模式，或是亦步亦趋地追随某种时尚的、或是通行的研究范式。走这样的路，固然有它充分的合理性，特别是强大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但同时必然又带有强烈的局限性。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者，通常是只能利用十分有限的数据来透视多姿多彩的古代社会，而任何一种研究模式或研究范式都会把观察者的目光聚集在某种特定的、甚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既定的对象上。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们观察的视野，阻碍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去识破那些本来很容易发现的问题。
在中国的老辈学者中，在从事文史研究的方法上，颇有一些人强调“读书得间”。这意味着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现问题，再通过阅读更多的史料，更细心地解读史料，有根有据地去解决问题。尽管实际应用这样的方法，并不只是低头看书、亦即专心一意地阅读史料那么简单，那么纯一，但对于某些真心求知问学的人来说，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确实会在读书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在前面的论述过程中，我把西汉时期以前人们所说的“偶言”、“偶语”解作“寓言”，用以说明汉代及其以前“小说家”的性质和主要特征，以此判明《赵正书》纪事的“说事儿”性质。这样认识“小说家”，自以为较诸以往算得上是一种全新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已经颠覆了学术界对中国早期“小说”既有的认知。假如说这样的看法，对先秦两汉的诸子学说以及对中国古小说史的研究会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话，也只是悉心分析《赵正书》属性过程中所带来的一项意想不到的收获。然而这正是我心目中的学术研究，就像我在研究秦汉政区地理过程中所牵带出来的对西汉新莽时期年号问题的新看法一样，是放飞自己本心所必然会取得的收获。
顺藤摸瓜，前述研究过程中对“偶语”的一词的判读，还会把我们的认识，带入一个更为重大、或者说是更为影响中国古代总体政治进程和文化面貌的历史事件——这就是秦始皇对待儒生和儒学到底是怎样一种态度？
“偶语”=“聚谈”，不可信
看到“偶语”这一词语，稍稍读过一点儿《史记》并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