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论语》，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必须找到孔子这个人，必须得弄清楚他是什么人。
我个人强烈不推荐看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诸如朱熹、孔颖达的名家注疏。
读多了，只能去孔子更远。
因为每一代人，无论是汉儒、宋儒还是清儒，在注疏的同时，不断在《论语》中塞入私货，以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
这情形，今人也不能免。
我也是翻过不少近现当代名家的解读，读着读着，只能送上一声冷笑。
这里随手先举两个例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话在今天翻译成现代汉语，成了这样子——
孔子说：“学习啊，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你,你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你以为你读懂了吗？你以为孔子这是在叙述学者之毕生理想吗？
错了。
你以为孔子这话讲的是做学问本身就是非常happy的事情吗？
错了。
要破解这个谜题，先得了解这四句话为什么会组合在一起？
孔子是一个老师，他要督促学生学习。
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
想一下我们今天高考，老师督促学生努力学习的大招无非是——
努力学习，你才能考上名牌大学，考上名牌大学，你才能找到好工作，才能见识到最牛逼的老板马云，才能走上你的人生巅峰。
孔子也没区别啊。
记住了，他这个老师可是收学费。
不收学费，学生对老师不会有太高的要求。
而当老师收了学费，在今天，老师至少得保证学员的升学率。
记住这一点。
好了，这时候，我们再来继续看下文。
为什么学生认真读好书了，就会有朋自远方来了呢？
要知道，在春秋时代，没有一辆马车，是不能出远门，能出远门的都是贵族。
读书读好了，有一位贵族朋友驾着马车从远方找上门来，和你结交了。
懂了吗？
春秋礼崩乐坏了，士人读了书，要学以致用，要出人头地，还是得给大老板打工。
孔子本人也是给鲁定公打过工的。
他的弟子出名的诸如子路，是给卫出公打工，后来还死于政变了。
又比如大家熟知的子贡，是给鲁国三桓之一的叔孙氏打工。
所以，孔子办学的教学成果，必然是以学员的就业率来衡量的。
如果一个学员在孔子的账下很多年，却没有一位贵族大老板亲自上门邀请他出仕，那就是孔子的失败了。
又须知，春秋时代不是我们现代，一个学员即便学习好了，有时候贵族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下，真是倒霉透顶了。
孔子该如何安慰这些已经交了学费的学生，免得学生把他给打了，于是也就又有最后一句话——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时候，有了这样开阔的理解，将这四句话合起来，很自然的明白孔子这句话是对失意的弟子最真切的安慰了，——你学习成绩是已经很好了，可是贵族大老板却没有上门了。
贵族大老板啊只不过暂时不知道你成绩不好，你千万别怨恨，别不高兴了，心态要端正。
要想成为真正的贵族，就得现在就有贵族的涵养。
看到了这里，是不是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呢？
这时候，我们再来阅读《论语》上“三人行”这一句名句，滋味当有不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句话要是直接翻译成现代汉语也是平平无奇的——
三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我的老师啊。
选择别人好的学习。如果看到别人缺点，那么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如果有，加以改正。
你以为这话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孔子真的是仅仅是讲虚心向别人学习的精神十分可贵这回事。
那我还是只能说你太傻太天真了。
三这个词，在古代里头，很多时候是虚指，往往极言很多。
三、六、九、百、十、千都是。
但是在这里却不是。
这里的“三人行”是有特指的，多个贵族出门坐车，车上的座位安排。
孔子是什么身份，就是贵族。
回到春秋时代这一现场，贵族出行，当然要驾车。
为什么要强调三呢？古人乘车尚左（以左方为尊），尊者在左，是为车左。
御者在中。
另有一人在右陪乘。
陪乘叫做骖乘，又叫车右。
三人行难道不是虚指。
那么我们来检索一下先秦文献提到“三人”一词的地方。
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孟子》
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射之，毙一人，韔弓。又及，谓之，又毙二人。每毙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记·檀弓》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礼记·王制》
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礼记·丧服小记》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仲尼燕居》
可见三+人组词，多数乃是实指而非虚称。
什么情况下才是虚称呢，表示多数或多次呢？比如
鲁仲连辞让者三。——《战国策》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由此，三人行的三人在这里应该不是很多人出行的意思。
而是贵族出行按礼仪必分尊卑。
无论是座位还是出列，贵族之间的尊卑讲求，两人必分左右，三人必分左中右。
古代有没有四人排序的情况，也有。
《史记·项羽本纪》就说的明白，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也是能分尊卑的。
那么在这里，孔子用了三人，而不是二人，四人，显然是特指了贵族驾车出行座位安排左中右的排序方式。
《礼记》又有这么一句话——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
这句话体现了贵族平常即便是在室内活动也有尊卑排序的讲究。
贵族们在自己家里聊天说话，都要牢守规矩。
一大堆人驾车出行从事社会活动，更是要分尊卑，这种尊卑要怎么体现呢？
前面已经说过了，照着周人贵族出行的驾车制度，是分左中右的。结合了来看，三人行，应该讲的贵族们出行，无论多少人，都取三这个成数分尊卑为左中右。（周人宗庙制度其实也是一种左中右的排序。始祖居中，左右昭穆，这个不细讲了）
上了车，就按事先默契好的座位就座，以免起不必要的争执。
综而言之，三人行大约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也就是说，这里的三人行，是有实指，指的是驾车规则制度。
这里的师，指的是车上地位最高的那一个，这一位也必然是做在车左。周人贵族传统是亲亲尊尊啊。
你地位高，你就是这辆车上老大，我尊敬你，叫你一声师。
贵族们上了车，说话之中，出于礼貌，大家只能对老大唯唯称善。
但是孔子这句话告诉弟子的真实意思是——
别看他是老大，坐在车左的位置，你得叫他一声师。
但是对于师在车上发表的议论，你们听听就行了，对的就接受，要是他说的不对，也别当面较真，而是反思自己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自己改正了。
这里面，孔子教弟子的，并不是做学问的态度，而是做人要圆滑点世故点。
其实要想读懂《论语》啊，真没别的窍门。
要想读通了，你即便是犯恶心，也得拿起两本书，一本叫《左传》、一本叫《诗经》。
这两本书你没看明白，没看懂，你《论语》肯定也看不懂。
为什么？
只有借助这两本书，你才能回到历史现场，才能了解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分析他说的每一句话。
所有的先秦文献，如果你没有回到说话者所处的位置上，你是不可能想通想明白的。
只有还原出历史现场，你才能扫去后人加在孔子身上的大量私货。
《论语》这书啊，就是汉儒也已经看不懂，为什么，他们没有实事求是，他们总是把孔子想的高大上，他们非得把一个伟大的老师打扮成一个神圣的教主。
这种风气传承一直到了今天，现代人对《论语》的解读，都是把孔子这个人高尚化了。
一口咬定孔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非常高尚的目的，都是奔着解放全人类去的，这怎么可能。
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头，又有这么一个故事。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
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
这段文字表面上看起来不难懂，最后一句话，源自于《论语》的《述而》篇，给大家翻译一下吧。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离开了曹国，经过了宋国。他在大路旁的一棵大树下临时开课，教大家礼法。
宋国的司马（类似国防部长）桓魋突然跑出来，威胁要干掉孔子。这位桓魋当场下令手下人把那棵大树给拔了。
孔子于是就是离开宋国了。
这时候，孔子的弟子可谓是人心惶惶，有人提议，加快速度啊，赶紧啊，万一被追上来就惨了。
孔子这时候告诉弟子，没事，别怕，他说的一句历代读书人都以为非常牛逼拉风的话。
子曰：“天生德于予，恒魋其如予何？”
这句话，你要是听着历代汉儒宋儒明儒清儒瞎扯淡，你会被立马骗到粪坑里头去。
这时候，我们要了解如下的故事背景。
孔子虽然是鲁国人，但是他的祖先却是宋国人，是宋国第一任君主微子的后裔。
微子则是商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商纣王的哥哥。
孔子早年学习商礼的时候，曾经去宋国留学过一段时间。
而他的弟子之中有一位叫子牛（司马牛），又是桓魋的弟弟。
桓魋又是什么身份的人呢？
他是宋国君主宋桓公之后。
桓魋兄弟有五人：向巢、桓魋、子牛（司马牛）、子颀、子车。
也就是说，桓魋和孔子要是对着族谱上溯，那可真正是八百年是一家，都是正牌的商王室后裔，圣王成汤之后。
这位桓魋为什么会这么胡来呢？
此人是宋景公的男宠。
翻开《左传》的《鲁定公十年》上，上面有个小故事——
公子地有白马四。
公（宋景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
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夺之。
魋惧，将走。
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左传·定公十年》
这故事说的是桓魋是宋景公的男宠，位至司马，很受宠幸。
有一次，桓魋知道公子地有四匹白色的骏马，想要，景公就瞒着公子地，将马的尾鬣染成红色送给了他。
公子地知道了，勃然大怒，派人将马取回。
桓魋很害怕，想逃走，景公知道后，闭门而哭，眼睛都哭肿了。
可见宋景公和他们之间桓魋的感情就是一对同性恋，已经达到夫妻间卿卿我我的地步。
此外，这位桓魋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对孔子凶横霸道，然而其实是个软蛋。
孔子周游列国，当然是打算拜见宋景公的。
桓魋是害怕孔子拜见了之后，得到了重用，威胁到他的地位吗？
并不是。
再贤明的臣子，也干不过枕边人啊。
桓魋之所以对孔子深恶痛绝，是因为孔子的贵族出身是有点疑义的。
桓魋认为孔子这样的人居然敢周游列国，招摇自己是子商王室之后，乃是对他贵族血统的羞辱，特别是他的弟弟居然还成了孔子的学生。
这也解释了，孔子在讲课的大树被拔掉之后，为什么不是很紧张，而是慢悠悠的离开宋国。
他知道桓魋的真实意图，他知道桓魋再怎么厌恶他，也不至于杀了他。
好了，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来翻译《论语》里的这句话——
天生德于予，恒魋（音颓）其如予何
白话一下：
孔子说：天生下此德在我一人之身，那么桓魋再凶横霸道又能把我怎样呀!”
这个德按照纸面上看来是德行，是品德。
周人是最爱讲德的，天天以德治国。
可是周人的这个德，意思如果讲的深了，和现代人理解的又不一样了。
周人的这个德，是基于贵族血统论之上的。
周人“尚德”，那么周人推崇的这个“德”是什么呢？
何以周人在所有的文献中反复折腾这个新冒出来的政治概念。
和后世有别的是，周人口中的“德”是极富宗教意识的，往往和天命观相互衔接。
德，最初是一种行为属性，本无所谓善行恶行。
在《尚书》里头，展现恶行的“德”分别有酒德、凶德、暴德、受德、逸德等等，而展现善行的“德”则有明德、敏德、容德、义德等。
总之，他最初是一个中性词，只有加上修饰之前缀，我们才知道“德”之所指。如果勉强理解之，在周人的价值观里头，“德”是人与生俱来的德行，类似于后世之性情。
《国语》中之《晋语》中一段话，历来最为学者所称引，里头讨论的乃是春秋时代秦晋和亲一事。
最初晋献公生女伯姬及子申生。伯姬嫁给秦穆公为夫人，这便是所谓“秦晋之好”的开端。
晋献公死后，政局混乱，日后成为春秋五霸的晋文公重耳为了躲避内乱在外漂泊长达十九年之久，终于他等到了复国良机。
秦国秦穆公主政，他将最初许配给晋怀公的女儿怀嬴再嫁给重耳，这件事搞的重耳有点尴尬，因为如果从辈分算起来，他等于娶了自己的侄媳妇。
而秦穆公也有点不好意思让重耳接收“二手货”，于是又挑了其他四名女子和怀嬴一起嫁给重耳。
重耳的贵族脾气不小，新婚不久，他让怀嬴捧着脸盆侍候他洗手，洗手了，他大大咧咧的挥着湿手让怀嬴走开，这个非常不礼貌的动作，让怀嬴异常的火大。
怀嬴说道：“秦晋两国都是对等的大国，何以瞧不起我？”
公子重耳此身寓居秦国，害怕得罪了秦穆公，复国大计就泡汤，于是除去衣冠自囚，这是自认有罪听凭处罚的表示。
秦穆公这个岳父对于处理这样的家务事很是拿手，当即把皮球提给重耳，说——
这都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女儿的缘故。
现在使得公子受此羞辱（除去衣冠）。
全是我的罪过啊。收不收留她，听凭公子处置了。”
秦穆公话说到这份上，重耳也为难了。
他呢，心里确实是做了不娶这个怀嬴的打算。
这时候，陪同他一起流浪的贵族胥臣（司空季子）就做说服工作了。
下来大家要仔细这段话，司空季子将“德“的源流都上溯到了上古的黄帝时代。
晋国是姬姓国，可以说在春秋时代的所有大国中，从血缘上和周王室最为靠近的。
是以晋国对“德”的历史源流的说法，就是周王室贵族对“德”的准确定义。
且来一起听听这位司空季子的说辞——
同父所生德姓相同，才是兄弟。
黄帝有儿子二十五人，其中相同德姓的只有两人而已，那就是青阳少昊氏和夷鼓……。
举凡黄帝之子裔，大宗、小宗，一共有二十五支，其中得姓的十四人有十二个姓。
也即是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这十二姓。
其中，姬姓和己姓各两人。
只有青阳玄嚣和苍林氏的德运和黄帝相同，所以都是姬姓。
虽然是同父所生，德姓相同是难到了此等地步。
最初，少典氏娶了有珪氏之女，生下了黄帝和炎帝。
黄帝轩辕氏在姬水成长，炎帝神农氏在姜水成长。
这对兄弟各自成就事业之德运如此不同，是以黄帝改为姬姓，而炎帝改为姜姓。
两位君主之所以最终兵戎相见反目成仇正是因为德运不同的缘故。
不同的姓，就有不一样的德。
不同的德，彼此的归属就不一。
彼此归属不一，即便有相近的亲属关系，比如男女嫁娶结为婚姻家庭，繁衍了很多子孙后代也不能改变这一情况。
共同的姓，就有共同的德。
有共同的德，自然也就同心。
同心了，自然志向理想也相同了，是谓同志。
同志的话，即便彼此间的亲属关系多么疏远，男女之间不能嫁娶也没什么关系。
这个故事出自于《国语·晋语四》，为后世留下了同心同德的成语。
胥臣这番解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阐释了一大堆，其实无非就是要从伦理学的角度，告诉重耳一个“真理”——
娶侄媳妇，也没什么不合适的，不就是乱伦吗？只要能同心同德同志，那么复国大业可期。
由着胥臣的讲述，我们大致可知勾勒出周人对“德”的定义，都是人天生下来身上就具备的原生价值观。
学者李玄伯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中就提出德为图腾性质一说——
最初德与性的意义相类，皆系天生的事物。
这两字的发源不同，这团名为性，另团名为德，其实代表的仍系同物，皆代表图腾的生性。
最初说同德即等于说同姓（同性），较后各团的交往渐繁，各团的字亦渐混合，有发生分义的需要，性与德的意义遂渐划分，性只表示生性，德就表示似性非性的事物。
但研究图腾社会时，我们仍须不忘德的初义。
这种原生价值观和本氏族之文化息息相关，比如商人身上拥有坏毛病，诸如酒德、凶德、暴德、受德、逸德等等，周人认为自身即便有也比较少。
古代氏族文化，都是同姓合族而居，是以德和姓关系密切。
其实古人的姓，指的往往就是本族之定居点。
《左传》上还有一句话，叫，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
商周时代，商王朝的子姓封国是遍布天下，周人的姬姓之国也自不少，毕竟季历为周侯，姬昌为西伯，作为西土最强大的诸侯，愿意前来结亲的部族很多。
这时候，再去过分的强调封闭的姓，有点说不过去，在周人的眼中，认同周人姬姓之文化习俗的，哪怕是再偏远，再八竿子打不着的，也诩之为“同德”。
简而言之，认同周人周国周文化的族群，就具有了“周德”，而追随商人商国商文化的族群，则具有“商德”。
贴上“德”这样的标签，诚然有助于区别和识别彼时整个中原的两大族群——商人和周人。
勉强以现代术语比附之，周人口中所言之“德”，如果是泛义，即是鲁迅文章最常提及的主题——国民性。如果是狭义，那就是贵族本族之高贵美德了。
讲到了这里，再回到孔子和桓魋的冲突上来。
为什么孔子要讲“德”呢？这其实和普通人遇到事情没区别，没背景的家伙，只能求助上天保佑，求助于警察叔叔公平执法。
可是有背景的家伙，那就高喊我爸是李刚了。
孔子也不例外，他的“天生德”，翻译起来，就是说，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微子，微子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成汤。
好了，最后再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乃是成汤之裔，微子之后，我身上商王室之贵族血统天生无比纯正，在我一人之身。哼，桓魋能把我怎样呀!
是不是感觉孔夫子有点萌萌的，贱贱的，很逗逼吧。
孔子口出此言，无非是正常人遇到困难的正常反应，希望在此时得到祖先的保佑罢了。
绝对没有后世一大堆儒学生讲的那么风骚漂亮，什么圣人有圣德，儒家礼教道统在于孔子一人之身，所以孔子具备了文化使命感啊，在危难时生出了视死如归的觉悟。
不信，你看看汉儒包咸是怎么胡说八道的，注曰：
天生德者，谓授我以圣性，德合天地，吉无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而宋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上的说法，也没好到哪里去：
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赋我以如是之德，则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违天害己。
清儒会不会更正常呢？不会。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上是这么说的：
《书·召诰》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己有德，为天所命，故此复言“天生德于予”也。”
这一连串的胡说八道下来，还有什么真相啊。
这故事的真相，无非是孔子和桓魋两个贵族为了强调本家血统的纯洁性而生出来的闲气。
要是放到今天的社会新闻，大约也就是——
汪小菲质疑王思聪不是他老爸亲生，声称要弄死这个野种。
和大家聊到这里，是不是对《论语》有了全新的认识呢？
下面再谈谈《论语》之《为政》篇中孔子所言的“君子不器”这句话。
这句话，我个人以为，也是在后世常常被误读的。
做学问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实事求是。一种是舍近求远。
实事求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敬可佩。
最讨厌的就是有一些同学诸如朱熹，非得舍近求远。
为何舍近求远呢，当然是别有用心了。
要解释孔子的这句话，莫过于去从孔子的生平去寻。
从他活着的事迹去找。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年，也即鲁襄公二十二年。
逝世于公元前年，也即鲁哀公十六年。
这期间之孔子事迹《左传》一书多有记载。
因此上，注疏《论语》，第一本要读的书是《左传》。
孔子在《左传》上谈过“君子不器”这个问题吗？谈过。
公元前年（鲁成公二年），此时已经是春秋晚期，鲁国和齐国交恶，卫国派遣军队进攻齐国以解救鲁国之难。
在一场大战中，新筑长官仲叔于奚营救了卫国首相孙桓子(即孙良夫)，使他免遭齐军俘虏。
未几，卫国政府要赏给仲叔于奚封邑，以奖酬他搭救首相的功劳。
仲叔于奚推辞封邑，请求得到规定只能为列国元首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并用元首级别的规格装饰马匹以朝见。
卫穆公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件事情传到鲁国孔子的耳中，孔子至为不满，发表了如下一通议论——
可惜啊，不如多给他封邑。只有象征身份的礼器与名分是不能轻易假借给人的啊，而该由君主所掌握。
给予某种名分，即赋予某种威信；有了某种威信，即能保持其所得礼器。
各种礼器都是礼制的具体体现，礼制用来推行道义。
道义推行了，才能产生大众的利益，并靠利益治理民众。这可是施政的大节啊!
如果把礼器和名号假借与人，就是把政权假借与人呀。
政权丢了，国家也会随之丧失，到时候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这就是所谓的“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要是按照现代人的评价，孔子这套言论可谓是迂腐透顶，不识时务了。
这么大的功劳，出让了一套乐器和乘坐高规格马车待遇即可酬庸，何等之划算啊。
可是在孔子的眼中，在坚守周礼礼制者的眼中，只有“名”符其“器”，国家政府的秩序才不至于崩坏。
在西周乃至于春秋的礼法社会里头。
礼，就是区别，就是分。
分的是什么呢？
按照周礼，每个贵族根据他们各自的身份和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
在这里再为大家讲一个春秋时代的小故事，也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典故——数典忘祖。
公元前年，也就是鲁昭公十五年，晋国派荀跞前往京师参加周景王第一夫人穆后的葬礼，籍谈担任他的助理。
葬礼结束后，减轻丧服的规格。周景王宴请荀跞，用鲁国进贡的酒壶斟酒。
酒席之间，周景王对荀跞说：“伯伯，列国都有礼器贡献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为什么？”
荀跞向籍谈作揖，请他应对。
籍谈回答周景王说：
列国受先王之封而建国的时侯，都在王室接受过明器，用来镇抚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能给天子进献礼器。
晋国地处深山，和戎狄为邻而远离王室，天子的福气不能到达，对付戎狄还忙不过来，哪里还有礼器贡献呢？
周景王大为不满，说道：
叔叔，您健忘了吧!晋国的创始人唐叔姬虞是周成王姬诵的同母弟弟，难道反而分不到王室的宝器吗？
密须国的鼓和它的‘大路’型车辆，是周文王姬昌举行军事大检阅时使用的；
阙巩国出产的皮甲，是周武王姬发战胜商朝时使用的，当年都由唐叔姬虞接受下来，以此居住在晋国的地域内，戎狄居住区也包括在他的封疆里。
那以后，周襄王又赐给晋国天子级别的名牌车——大辂和戎辂各一辆，以及与此配套的仪仗、用黑小米加香草酿造的酒、红色的弓箭和勇士。
这些礼物都由晋文公重耳接受下来，以此拥有南阳地区的土地，并得领导和监督东方各国，这不是分到了宝器又是什么？
有了功勋就给予奖赏，有了劳绩就给予记载，用土地来奉养，用礼器来安抚，用名车仪仗来表彰，用旌旗服饰来显耀，让子孙后代永不忘怀，这就是所谓天子颁赐的福气嘛!
福气不到达晋国，又到哪儿去了？……
籍谈哑口无言。
等到客人们离开宴会厅后，周景王依旧难以释怀，说道：籍谈大概不会有后代继承爵禄吧，他列举典籍而忘了祖宗!
《左传》记载的这个故事中，讲到西周王朝中央政府分封诸侯之时，必须颁赐符合诸侯身份的土地、礼器、豪车、旌旗。也即所谓的——
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
这些颁赐确定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名分。
又自然，诸侯在收到天子的赏赐也会有所回礼，上述酒席宴会上特意提到的鲁壶就是鲁国进贡的。
因为有了礼，才会有分。
为了区分的需要就必须一一命名。
是以，孔子多次和弟子谈论治国理政，总是一二再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道理就在这里。
周天子给予诸侯名的同时，还得颁赐器，由此礼、名、器之间构成回环往复的关系，尊卑上下的秩序由此确立不移。
由此，孔子所言的“君子不器”之意，不是一目了然吗？
他所劝喻的乃是贵族君子如果名位尚未达致，就不要惦记不该是自己所能享用的“器”罢了。这本来就是孔子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
土田、彝器、车服、文章等等，无非是“器”。
一个真正的贵族，只有克制住对“器”的追求和占有，才配的上称之为贵族中的模范——君子。
读书至此，再来看朱熹同学是如何解说“君子不器”的——
《集注》朱熹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呵呵。
朱子大才啊。
只是，我倒是起朱子于地下，问一问他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去《左传》找答案，非得搞了一套玄之又玄的理论出来。
什么叫别有用心，这就叫做别有用心啊。
朱熹啊这些圣人的徒子徒孙们啊，非得把孔子这一教主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发挥出各种“大义”出来。
他们习惯了造神运动，非得让孔子随时随刻的伟大加三级。
孔子泉下有知，估计会说——朱朱，我好累哦，你不要再搞我了，求求你啦。
最后，我是研究历史的，我对讨论经典没什么兴趣。
因为认定世间的一本书成为经典，从本质上就是造神运动，不管这一造神运动初衷为何，最终必然是要偏离了真相，远离了事实。
在这里，我只是尽职，尽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职，告诉读者们一种更接近事实的可能。
至于你们接不接受，你们自己判断即可，和我无关。
我是指路人而已，我感兴趣的是破案。
至于作案者是好人坏人，对好人要不要量刑轻一点，对坏人要不要加刑。
是法官们（或者说圣贤之徒）做的事情。
我不做任何这类道德评价。
我以上对《论语》每一句的分析中，没有批评孔子一个字。
我只能说，孔子如果这么做这么想这么说，完全可以理解，也许客观情况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