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重商的经济思想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漫漫长夜中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商业人才论。
司马迁商业人才论的主要内容有二方面：商业人才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造就商业人才需一定的主观条件。
他指出商业同工农业一样都是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而食之，虞(引者按，指山泽开发业)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见《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引此)他肯定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说商人是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有时，而息财富的“布衣匹夫之人”。
商人经营商业受市场需求变化的左右，政局动荡、战争爆发的影响，长途贩运还有生命之忧。司马迁认为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商人，他主要指的是大商业家，即商业人才，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一个商业人才要精通商品学问。“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时”，指商业的销售行情，“用”，指商品的性能和用途。掌握“时”、“用”，才能进而洞察“万货之情”，避免经营的盲目性。
还要通晓物价涨落规律。“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物价受供求关系变化影响，求过于供，则物价贵，供过于求，则物价贱，二者依一定条件互相转化。
还需有保持和竭力加快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的本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要使自己的商品与货币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地运转。
商业人才在经营中要像伊尹、吕尚画策，工于心计；像孙武用兵，变化莫测；像商鞅行法，雷厉风行。
这些也就是司马迁推崇的范蠡、白圭等大商业家，即商业人才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才能。
司马迁认为一个学习商业的人，能否成长为商业人才，就主观条件来说，是看他是否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检验的标准是实际经营活动中的表现。
其一，要有随机应变的智慧。要在经营中“乐观时变”，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此谓智足以权变。
其二，要有毅然决然的胆略。“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追逐有利的时机，要像猛兽凶禽扑食一样。此谓勇足以决断。
其三，要能与僮仆同舟共济，在贸易途中，“簿饮食，忍嗜欲，省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要放下主人的架子，关心作为助手的僮仆，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此谓仁能以取予。
其四，在经营中，能长期地、坚定不移地发挥自己智、勇、仁三方面的才能。此谓强能有所守。
具备这四个条件，才有可能在商业实践中被造就成范蠡、白圭式的商业人才。
司马迁的商业人才论有它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的独创性。
商人在先秦被贬称“贱丈夫”，伊尹、吕尚、孙武等人被尊为安邦定国的社稷之臣，司马迁在商业人才论中，把“贱丈夫”提到与社稷之臣同列的显赫地位。这种重商主义的商业人才论猛烈冲击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它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穿河渠，治宫室，巡天下，求神仙，反击匈奴，开发西南。长期的徭役与战争，搞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府库空虚，民不聊生。
汉武帝用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厉行抑商政策。滥铸铜钱，专利盐铁，征收高额财产税，公开剥夺工商业者。商人地位低下，不仅不能做官，有时竟与罪犯一起谪戍边疆。社会养成不敢经商致富，好吃懒做，萎靡不振的风气。阿附武帝抑商政策的人青云直上，如桑弘羊以侍中升到御史大夫。反对者有杀身之祸，持异议的颜异，位列九卿，被酷吏张汤以“腹诽”罪，即心怀不满罪论处死。当此之时，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众口唯唯。司马迁作《货殖列传》，为大商业家，优秀的商业人才歌功颂德，提出自己的商业，人才论，认定商业人才的才能超过古之社稷之臣。“这无疑是对汉武帝抑商政策公开的抗争，愤怒的声讨。他的商业人才论具有时代的战斗性。
先秦、秦汉，论述政治、军事诸方面人才的言论多有史载，唯缺商业。司马迁在古代人才学中独树起商业人才论的大旗，填补这一空白。他从商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出发，论述了商业人才多方面才能的内容，提出了造就商业人才的主观条件。他的商业人才论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恩格斯指出，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变化的起点。“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因此，司马迁论述作为革命因素的商业人才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当然，司马迁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不能认识他所推崇的商业人才一大商业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这一本质问题。另外，他的商业人才论也是极不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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