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记者杨青
杨照老师的这本《史记的读法》最大的功劳就是把《史记》的结构剖析得一清二楚，太史公当初的谋篇布局，暗藏的心机和秘密，全被他庖丁解牛般一一拆解开来，跟着游走其间，有豁然开朗之感。
比如《高祖本纪》后应该是《孝惠本纪》，但史记里却没有《孝惠本纪》，代之以《吕太后本纪》，因为惠帝主政期间，实际执掌朝政的是吕后，所以司马迁在题材的选择和取舍上直指历史的核心人物，在选材上就表明了态度。技高一筹的是太史公并没有单纯的批判太后擅权、宫廷内斗，而是能着眼大局，指出吕太后掌政期间，因为宫斗，对百姓没有太严苛的政策，因祸得福的是社会。司马迁的智慧和见识在于他把历史的时间线拉了很长，通盘考量，算总账。评判历史人物不以一时一地的得失为依据，而是放在更大的背景，更长的时间里总体衡量。
再看《史记》中缺席的汉武帝，虽然没有专门的篇章记录他的言行，评判他的功过，但是透过其它篇章，汉武帝无处不在。比如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笔下的酷吏，人皆以为严苛，但“天子以为能”，且这句话一再提及，事实上在讽刺汉武帝的识人和任用能力出了问题。
在最早的经济史专著《平准书》中，司马迁从商业、贸易和经济角度来看秦灭汉兴，对武帝当时采用的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制度予以分析评价。《匈奴列传》中暗藏着司马迁对汉代外交政策的态度，以及战与和两条不同的政策带来的不同的结果。
这三篇加起来，汉武帝的用人眼光、经济政策再加上政治风格和外交手段，已经廓然在目。
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太史公剪裁得当，一个鸿门宴拆成不同的素材，放在不同的人物中，要玩拼图游戏，才能凑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杨照提醒，在对比明显的《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中间，反倒插入《汲郑列传》和《儒林列传》，细读之下就会发现《循吏列传》写到春秋就画个句号了，是历史。而《酷吏列传》写的是当下，都是汉代的酷吏，这意味着酷吏是汉武时代的特殊产物。
除此之外，太史公还写了一篇《张释之冯唐列传》，铺排在更前面，和《酷吏》貌似隔得很远，其实遥相呼应，这两个好官模板都是汉文帝时期的官吏。
汉文帝和汉武帝是死后的谥号，但在司马迁的笔下，汉文帝手下的官吏是两个楷模式的好官代表，汉武帝手下则是酷吏丛生，在选材和布局上早就暗藏了褒贬。
杨照对坊间流传的《史记》是“谤书”的说法也予以澄清，他觉得司马迁在《史记》里展示了一种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只是在说汉武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汉朝的政治是什么，而是进一步揭开权力的不同模式，以及不同权力模式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还有在这个社会当中不同的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所以《史记》既有帝王将相的本纪、世家、也有刺客游侠货殖列传，各行各业不同阶层各色人等在太史公的笔下被重新梳理纪录，历史不仅有帝王将相，也有贩夫走卒。
杨照提醒读者，司马迁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在写历史的过程中也开创性地用了“五个w+一个H”，在写what时，更注重“why”和“how”。在太史公的笔下，一个人生存的背景和个人的努力要分开看，判断历史人物要有更高的视角打量、更长的时间权衡。
所以现代的读者面对《史记》这本大书时，不只要从头到尾通读，而且在细读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如此繁写？如此简笔？为什么如此取材？又为何如此布局？
司马迁的历史意识，辽阔又深邃细致的心灵，充满了多层次多曲折的感情表达，无法用单纯听故事的轻松态度来领会。
比如列传第一篇《伯夷叔齐列传》，表达的是司马迁的道德价值判断。最纯粹最高贵的德行就是“让”，这也与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中的“让”两相呼应。
历史上有一些人物遭遇了不公平的命运，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常常不会有坏报。许多值得被推崇的人物因为没有权力和地位，甚至在当时也默默无闻，过后更是被迅速遗忘了。许多恶行因为没有纪录下来，逃过了遣责。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秉笔直书，弥补“天”与命运的不公平，将好坏行为与名声彼此相称地存留下来。如同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样。
年后出场的太史公接过春秋笔法，忍辱负重，把历史上被天道委屈的志士仁人还有公道，那些侥幸逃过命运的坏人，重新评判。但不是简单地归因，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终成一家之言，更注重挖掘这些人生活的背景条件，就像写酷吏并不是一味谴责，而是落笔在“天子闻之，以为能”，写出的除了汉武帝的性格，还有汉武帝时期外儒内法的政治风格。
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跟着杨照老师，手起刀落，把之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