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史官、魏国史官记载传承有序的编年体史书。记载年代跨度上溯至轩辕黄帝，下至魏襄王时代余年的历史。原本，这部书归从于魏襄王长埋于地下，不见天日；没想到，到了西晋咸宁年间，这本记录在竹简上的史书重见天日，甫一出土，即因其记载舜杀尧、禹杀舜、启杀益，伊尹杀商王太甲，太康失国，周公掌权等与《史记》相左的敏感问题，对主流儒家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曾经被孔孟视为偶像、图腾的尧舜禹、伊尹、周公仿佛换了一个面貌，成为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的阴谋家，如果这些记载属实，那么“克己复礼”“敬天法古”的理想，就成为一个大笑话了，对于皓首穷经的古代读书人，思想、信仰的冲击可想而知。
可信度比较从年代上，《竹书纪年》最晚成书于魏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年），《史记》成书于太初元年（公元年），除了有近年的时间优势，竹书纪年还躲过了焚书坑儒时期的秦火，这也意味着《史记》的成书，缺乏秦朝之前的资料汇编，《竹书纪年》拥有更为充裕的参考佐证。
从立场上，《史记》成书的汉武帝时期，儒家已经开始逐步成为主流思想，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司马迁，即便是看到了类似竹书纪年的记载，囿于思想障碍，也绝不会采信与主流价值观相左的材料；《竹书纪年》则处于百家争鸣的战国及之前的时期，史官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没有意识形态的影响，秉笔直书即可。
从成书上，《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介绍到“成一家之言”，史料的剪辑是最容易夹带私货的，同样是春秋，读《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观感自然不同；另一方面，《竹书纪年》成书的战国年代，史官没有“成一家之言”的包袱，也没有“藏于深山”“传之后世”的理想，只需做到忠实纪录，以资晋王、魏王治政，可以说是顶级的秘密档案，不存在个人情感的夹带。
从佐证上，《竹书纪年》关于尧舜禹等方面的争议记载，并非孤例，如果仔细翻阅《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籍，就会看到，尧舜禹等人之间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韩非子作为韩国贵族（三家分晋之一）、吕不韦作为秦国仲父，也有机缘看到这些类似档案，或许在那个年代，关于尧舜禹的故事，在贵族上层是广为人知的。
从人性上，洁白无瑕的圣人更多活在我们的心里，“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常常会影响我们对人性的判断，《竹书纪年》可以说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窗口，形成了儒家描述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可以有梦，但不能成迷梦。谁比谁高尚，谁又比谁卑劣呢
何去何从选择相信哪一部书，也意味着你选择何种价值观。随着读史的进程，我们发现，《竹书纪年》和《史记》都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馈赠，其实真相并不是最要紧的，因为处处都是罗生门，同一事件不同版本的记载犹如同人小说一般，让我们“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读史到底要读什么？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哲学家培根的判断。
爱读君深以为然，在比对、思辨、可能性推理中，我们逐步遍历了各类人生智慧，在现实生活中，胸中多了一些智慧判断，更好地指导实践，过好这一生。
也许，这就是我们最该捕捉的读史营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