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来博物馆学习中国历史。前面我们简要介绍了历史生成的一般规律，并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上古史是否可信。中国上古史既符合人类各古老民族历史的呈现方式，也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相一致，并且与现代考古发现相协调。中国上古留下的大量历史文献，内容丰富智慧，难以虚构。通过古代历史学家高尚的人格和诚实严谨的态度，也可以判断中国上古史是一部信史。
这次，我们谈谈疑古派，疑古派是今天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疑古派，中国古代历史面目全非，可以比较今天的历史书和古代历史书，完全是两种历史。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人的地位，中国正史的记述方式采用了“纪传体”，就是为了突出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历史是人的历史，是“我”的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发生过程。虽然这是一个简明的道理，但这种学术态度在现代历史学家身上很难找到。
疑古派的核心理论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主要观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史实，从汉唐到宋元明清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上古史并没有越来越长，中心人物也没有“愈放愈大”。最为荒谬的是，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的《古史辨》有七册，但其中对古史的怀疑没有任何一条有确凿的证据。
历史当然可以怀疑，求实求是的精神本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传统，“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派的口号。这种精神甚至可以追溯到《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追溯到《论语》“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对于夏礼殷礼，孔子也诚实地说“文献不足”。
可以用《史记》说明疑古派的荒谬。司马迁一定知道三皇的神话，但他并没有把三皇写入《史记》。如果按照“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史记》不但应该从三皇开端，而且应该“愈放愈大”。顾颉刚不可能没看过《史记》，也不可能不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严谨态度和付出的心血。唯一的解释就是不诚实，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大盂鼎散氏盘疑古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胡适，年提出“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清代晚期，大量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出土，如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年发现了殷商甲骨文；年，王国维通过甲骨文整理出了商王世系表。胡适作为著名学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件。唯一的解释就是不诚实，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自然不会赞同疑古派。他讽刺顾颉刚是只会“考据”，不会做实事的学者。认为疑古派“只有破坏而无建设”。疑古派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中国历史，这一目的显然达到了。疑古派漏洞百出的理论最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主流，并不是因为学术的问题，而是因为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革故鼎新，但显然疑古派采用的是不道德的办法，只有革故没有鼎新。
如何才能走出疑古时代？顾颉刚死了，胡适也死了，留下的是一些思想。这些思想改头换面，今天依然有市场。要想走出疑古时代，只有依靠“诚”协调“所见、所闻、所传闻”。“所见所闻”即我们个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所传闻”即历史史料。疑古派最大的问题就是割裂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割裂了个人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于今天的疑古派学者，只需要问问他们：你的一生在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许多学者就会无言以对。因为他们大多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研究历史的目的不过是沽名钓誉。
下次我们开始学习新石器末期各文化分布和主要遗址。新石器末期是中华文明的诞生时期，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因此，将结合中国上古史学习新石器末期，上古史以《史记》、《六经》等文献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