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已经在自己的《论衡》中明确记载了扬雄是接续《太史公书》最主要的续作者，问题是，王充的说法是否可靠呢？王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王充，东汉最著名的三大思想家和大学者之一，王充是班彪的学生。
那么，以王充这种身份，王充认为扬雄著作了汉宣帝至汉平帝时期的《续太史公书》的说法，就应该很可靠了！这道理很简单，王充一定是从他的老师班彪处确知了这个情况，否则，他一个出生在新莽败亡之后的人怎么敢于下这样的结论之语呢！
况且，从王充遗留的文字上看，他一直是很尊敬班彪的，他不可能去诋毁和贬低自己的老师班彪著作《汉书》是在“盗窃扬书”，所以，我们今人应该确信王充的这个说法。我们甚至可以推论出，王充之所以敢于那么肯定地说“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很可能是他曾经参与过班彪编撰《汉书》的工作。
因为，根据史书记载，班彪平生没有担任过朝廷学官，所以，班彪显然不是王充在京城洛阳太学中的老师，而是王充在扶风自寻的民间老师，当时，这样的民间私学老师是很普遍的。
再因为史书已清楚记载说班彪长期在家乡扶风乡里编撰《汉书》，那么，王充作为班彪的学生，他就不可能不参加老师班彪编撰《汉书》的工作。况且，关中扶风距离东汉京城洛阳非常遥远，本是江南会稽人的王充去扶风跟随老师班彪学习，吃住一定就在扶风乡里的班彪家，这样，王充当然就非常了解他的老师班彪编著《汉书》时的一切情况了。
我们可以推论出，在班彪的家中，当王充参与班彪编撰《汉书》的工作时，不管是他亲眼所见的资料情况，还是他直接听取班彪给他讲述了什么，王充自然就知道了究竟谁是“录宣帝以至哀、平”历史的当事人了。同时，王充本身就是个史学家，王充的确参与过编撰记载汉武帝以降的史书，还有自己的史学评论言论，而且，王充个人是推崇班氏的，认为司马迁父子的《太史公书》不如班彪父子的《汉书》。王充曾经这样评论班马说，“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
王充在这里又透露出了一个班彪著作《汉书》的秘密，班彪当年在扶风乡里治《汉书》，还不是《后汉书·班彪传》中所说的“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而是王充所知的“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而且，王充还明确说了，当年班彪在扶风乡里治《汉书》，是“续《太史公书》”，也就是班彪当年接续的是司马迁“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的史书。可能王充自己都忘记了他在他的《论衡·须颂篇》中同时还说过“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的话。
因此，这样，今人就自然会根据王充的说法推论出，王充所说的“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其实就是班彪在接续编撰“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的史料及其扬雄所收集的其它史料，比如扬雄所收集的褚少孙、刘向、冯商等人接续《太史公书》的资料。那么，班彪是从什么人手中获得“汉书”的原始史料的呢？下面，我们来论证下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扬雄大约于前13年左右的汉成帝永始四年从蜀地进入长安为郎官，他一生的重要学术成就是《太玄》，而《太玄》究竟著作于何时呢？
《史通》的注释者浦起龙认为：“扬雄草撰：《汉书》本传。哀帝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这就是说，按照刘知几和《史通》注释者浦起龙的说法，扬雄自前13年左右的汉成帝永始年间从蜀郡人京城长安为郎官，一直到汉哀帝执政时期的前6年至西元1年左右，他至少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在京城长安专职从事编撰西汉王朝史书的工作，他著作《太玄》已经是在汉哀帝时代了。浦起龙虽然是清朝人，但是，他的这个推断，应该是成立的。
因为，扬雄虽然在京城长安呆了三十年，但是，史料显示，扬雄生前一直就是个没有任何具体政治任务的“黄门郎”，况且，他的重要著作《太玄》和《法言》一共都没有十万言，这花不了他三十年时间。所以，扬雄从蜀地来到京城长安后，他肯定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太史公书”。而且，扬雄在汉成帝和汉哀帝时代，可能就已经开辟了独立的断代史的《汉书》工作。再加之班彪很可能就是扬雄的学生，扬雄死于18年的王莽新朝天风五年，此时，距离王莽新朝崩溃只有5年了。
扬雄是个智慧超群的人，况且，他去世的新莽天风五年，天下各路农民造反大军和前汉旧属的造反势力，已成燎原之态势，扬雄去世前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政治形势和新莽政权的下场。而扬雄作为当时著作《续太史公书》的唯一权威人物，他一定会在自己生前去寻找一个能够继续自己工作的学生，这个学生，很可能就是他的好朋友班稚之子的班彪。扬雄去世时，班彪的年龄至少在15岁以上了，这是可进入当时的“太学”为“太学生”的年龄了。
同时，扬雄去世前几年，新莽王朝可谓是摇摇欲坠，时局十分混乱，扬雄作为可自由出入朝廷机密图书馆的当时朝廷中最权威的大学者，他不仅仅会将自己著述汉宣帝至汉平帝之间的历史著作带回家，他甚至可能把那些在文化人看来十分珍贵的其它馆藏史料也带回了家，甚至还可能转抄了一部分馆藏的《太史公书》副本史料回家。而这些史料，扬雄必须要交付给一个可以继承自己著作《续太史公书》之人！
而根据后来的情况看，扬雄一定是将他的《续太史公书》和其它重要史料都交付给了自己学生的班彪了，而班彪则可能把这些珍贵无比的史料都转移回扶风乡里老家去了。扬雄生前还有可能会将他的《续太史公书》和其它重要前汉史料交付给其他人吗？史载，扬雄生前的确还有一个叫做“候芭子”的学生，这个候芭子在扬雄去世以后，为扬雄在长安远郊之中的坟墓“玄冢”守墓多年，且在守墓期间著作了解读他老师的《太玄》注释本，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说候芭子是个史学家。
况且，扬雄的《太玄》十分深邃，如果候芭子是在全心全意注释他老师的《太玄》，那么，候芭子是没有精力去顾及老师的史学工作的。扬雄生前还有个很好的朋友，叫做桓谭，桓谭在《后汉书》中自有传记，但是，桓谭的传记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桓谭继承了扬雄史学工作的记载。
所以，我们只能够根据《汉书·叙传》中说的“彪字叔皮······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再联系到班彪于东汉初期“平白无故”地在偏僻的扶风乡里著作前期《汉书》的史实，去推论说，很可能扬雄把自己生前的《续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的《汉书》的初稿，在新莽动乱时代中托付给少年班彪了，同时，扬雄还将自己长期所收集的大量珍贵史料也一并给予了班彪。以上，是笔者根据一些史料的推论。
班固接续父业著作《汉书》，与司马迁继承父业著作《太史公书》的情况很不一样。因为，司马迁父子均为皇帝近臣的朝廷“太史”，而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前可能并没有正式著作《太史公书》，他顶多是收集了不少历史资料和构建有一些关于《太史公书》的体制架构的设想而已，所以，主要著作《太史公书》的，应该还是司马迁。但是，班彪则不是司马谈，平生只出任过军旅和司徒门下中的小文官的班彪，一旦回到偏僻的扶风乡里，他就以平民白衣身份“平白无故”地著作了《汉书》大部，而那时的班固，还是扶风乡里中的一个白衣小儿。
如果不是班彪生前就已经以一介平民白衣身份奠基起了《汉书》宏大的体系构架，那么，同样为白衣的乡里少年班固是不可能接续起父亲班彪事业而编著《汉书》的。这就说明，班彪生前实际上已经著作了《汉书》的大部分了。笔者认为，根据历史事实看，今人所看到的《史记》的真正作者，应该是司马迁、褚少孙、刘向、冯商、扬雄、杨终等人。《汉书》的真正作者，应该是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马续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