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司马相如是两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可是关于他的创作经历却始终云山雾罩，扑朔迷离。部分历史学者认为，司马相如是在赀选为郎、游宦京师之后才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可是这样一算来，距离他写出不朽的《子虚赋》就只有几年的时间。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真的能在几年的学习之后，成为西汉赋圣吗？与卓文君成婚，无论婚后的生活和感情究竟怎么样，司马相如最初酝酿这件事的时候，应该是有计划要借卓氏的财力帮助自己重入赀选，再度出仕的。可是命运的轨迹却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展开。在蜀郡蛰伏了6年之后，司马相如终于重新得到了皇帝的征召。但这一回不是通过赀选，而是皇帝读到了司马相如几年前在梁国写的一篇《子虚赋》，对他大为赞赏——顺便说一句，这时的长安已经改天换日。那个不好辞赋的孝景帝去世了，新继位的孝武帝刘彻出人意料地成了司马相如的“知音人”。读过相如的旧作，司马迁说，孝武帝的反应是这样的：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南朝学者刘勰曾经说过，赋这种文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它本来就是一种深刻烙印着楚地文化的文学样式。而自西汉开国以来，君臣贵胄又以楚人为多，所以辞赋便借着乡音的感召，顺理成章地进入宫廷，成为宫廷贵族们雅赏清吟的篇什。具体到孝武帝刘彻，他自己就是一个作赋的行家里手。爱妃李夫人去世之后，武帝为追悼她而作的《李夫人赋》，直到今天仍是赋史上不朽的名篇。可奇怪的是：鉴赏《子虚赋》的时候，孝武帝居然打了眼：“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很明显，武帝把《子虚赋》算在了另一位他熟悉的作者头上，而这位作者在武帝说话的当时已经遗憾作古。直到旁人告诉武帝此文乃蜀郡司马相如所作，孝武帝仍然大吃一惊，表示不可思议。并在随后召问了相如，以作确认。为什么孝武帝会产生这样的误会，他究竟把《子虚赋》算在了谁的头上，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和这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相如学赋的经历语焉不详，我们甚至无法探知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了辞赋。我个人的判断是，至迟在司马相如以赀选入侍景帝为武骑常侍的时候，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辞赋的创作技巧。因为《司马相如列传》说：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说“会（也就是碰巧）景帝不好辞赋”，言下之意似乎是司马相如善于作赋的特长在汉宫之内得不到应有的欣赏。孝景帝不过把他当做一个寻常的骑郎来看待。这对于一心追慕古人出将入相的司马相如来说，难免生出怀才不遇之慨。而碰巧梁国愿意礼遇辞赋作家，梁孝王此时又正无限接近一人之下的嗣君之位，司马相如由此便动了东游梁国的心思。如果司马相如这时候还不会创作辞赋，他不大可能被梁国的同好如邹阳、枚乘等辈所吸引；如果此时他的辞赋创作还达不到相当的水平，他也不可能盲目自信，自信他能够从梁国众多的文学侍从之中脱颖而出，博得梁孝王的赏识。可是司马相如毕竟来自偏僻落后的蜀郡。在他横空出世之前，蜀地还没有出现过第一流的辞赋作家，那里也不是辞赋创作的重镇。换句话说，司马相如不可能闭门造车，在家乡练就写作辞赋的本领。要照这样推论下去，这位西汉赋圣就只有一个机会开启自己的辞赋创作生涯了。“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三国志·秦宓传》秦宓的这段话，在今天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质疑他所说的相如东受七经是对《汉书》的误读。质疑者的其中一条重要理由是，根据《汉书·循吏传》的记载，庐江人文翁出任蜀郡太守的时间是在景帝末年——大致相当于景帝后元年间，即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而此时，司马相如已经结束了在梁国的游宦，返回蜀郡与文君成婚了，他怎么可能接受文翁的派遣，东受七经呢？秦宓既然在他写给王商的书信中提到了《汉书·地理志》，那也就是表明他清楚《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可他为什么没有理会《循吏传》的那一句“景帝末”，仍坚持说出了相如东受七经的话？秦宓留下的这个疑问，后来的东晋学者常璩做出了新的解释，他在《华阳国志》一书中将文翁任蜀郡太守的时间从景帝末年改定到了文帝末年。当然，也就因为这一违背《汉书》的改定，常璩和秦宓一道被部分学者打入了不可信从的野狐禅之类。但是，否定秦宓和常璩的人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两位学者距离司马相如的时代并不遥远，而且又都长于蜀地。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无视《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坚持认定相如曾经东受七经呢？我私意以为，这不能一边倒地指责是他们两位在杜撰，而是《史记》和《汉书》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本身就存在明显的缺失。司马相如是以一个辞赋作家的身份被列为传主的，但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这位作家早年接触、学习以至创作辞赋的经历却没有哪怕一个字的记载。直到建元三年孝武帝读到了那篇《子虚赋》，一代赋圣就像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那样横空出世了。这样的故事让人如何能够相信？当然，造成这种局面恐怕也不是太史公所乐见的，多半还是修史的资料缺失所致。西汉时候的蜀地僻远闭塞，与中原的文化交流相对较少。司马相如成名之前，中原人士中有谁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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