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司马迁继承父业，为了一部皇皇巨著，他行万里路，走遍大江南北，采访了很多老人，阅读大量文献，最终在数十年时间内写出了《史记》，位列中国二十四史之首。近代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史家的绝唱，又有不逊色于离骚的文学价值，可谓古今中外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于这样一本世界级的史学不朽名著，在中国人眼里自然是信史，西方学者如何看待《史记》呢？其实，西方学者对《史记》的评价，称赞少，中性多，还有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否定观点——认为《史记》全篇基本都不可信。那么，为何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不可信呢？原因值得深思！
《史记》记载的历史，上至黄帝时期，下至汉武帝时，中间大约有年，一共50余万字。如此庞大的巨著，以及时代的局限性，素材收集的局限性，又是司马迁一人编写，出现些许错误在所难免。但部分西方学者对《史记》的否定，其论据却让人很难理解。
“夏商周断代工程”出现后，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相信夏朝存在是魔怔”，坚信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夏朝是别有用心，但由于甲骨文的出现进一步证实了《史记》的可信度，进而指向《史记》中夏朝部分可能也是正确的。于是，不少西方学者釜底抽薪，进而否定《史记》的可信度。
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学者的话，批评《史记》记载的“商的第一个王是其母亲踩到大鸟脚印而受孕”，认为这是神话，而不是历史，由此否定《史记》全篇的可信度。
毋庸置疑，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学者，他的否定观点肯定不对，原因有三：
首先，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学者，对《史记》应该不够了解，因为商朝始祖商契是简狄洗澡时，“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而生”，周朝始祖后稷才是姜原踩在大鸟脚印上而受孕出来的。同时，这位学者对中国文献也缺乏了解，因为《史记》中的商人起源记载，实际上源于《诗经·商颂》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等，并非司马迁编造了历史，而是记载了前人的说法。
其次，无论是商人还是周人起源，都的确充满了神话色彩，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自然不可信，但每个民族的上古史都充斥着神话，都将某些事情包装再包装、神化再神化。现代学者需要剥开神话的外衣，寻找其中的真相，而不是见到神话就彻底否定。
第三，《史记》共有50多万字，抓住极少数不可信之处，然后全盘否定《史记》，认为其是伪史，不仅缺乏科学的、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也不符合认识事物的基本逻辑。
可以说，无论从治学态度，还是从《史记》本身来说，这种否定都很不专业。既然如此，为何一些西方学者还前赴后继地否定《史记》？原因值得深思，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客观原因，即中西方不同的史料情况所造成的误解。中国有着悠久且丰富的史料文献，我们都已经习惯于翻开史书了解三皇五帝、了解夏商周等等。上个世纪，即便古史辨派兴起，认为上古史不可信，但至少承认春秋时期开始的史料是可信的，是“信史”的开端。即便只从春秋算起，中国也有将近年的信史，而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想象。而相比于中国，西方信史极其短暂，距今也只有几百年。所以，西方学者往往会摒弃文献，通过考古去还原历史、发现历史；中国史料悠久且丰富，不可能、也没必要像西方那样基本摒弃史料，以考古为唯一可信材料。
比信史短暂更严峻的是，西方史料文献很少，缺少多维度了解历史的可能，而中国史料极其丰富，导致同一件事甚至有百余种不同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记载，这是因为司马迁参考了大量文献史料，然后有意提供多个视角，以供后人多角度理解历史真相，这是真正的治史态度。
由于西方信史短暂且苍白，信史之前的文献上充斥着各种奇谈怪论，而在这个西方中心主义的时代里，西方人充满了文化优越感，于是部分西方学者以己度人，也不屑于了解欧美之外的事物，坚信中国古代史学与他们一样，包括《史记》在内的很多史书都不可信。
第二个是主观原因，即部分西方学者的偏见与双标。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学者，他未必不知道“他的否定《史记》观点中的逻辑漏洞”，也未必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但他还是这么说了，这就是显而易见的偏见。如果是真的不了解而产生的偏见，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理解，但故意歪曲事实的偏见，这就难以理解了。
其实，即便真的不了解中国古代史学，也不能根据一则神话故事而否定《史记》，原因很简单，如果以此为标准的话，欧洲还有几本信史？被西方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希罗多德，他的《历史》一书中记载，希波战争时波斯率领万大军远征希腊，希腊北部32万人投降，南部以25万人打败波斯大军，是不是不可思议？《历史》一书类似胡扯的记载层出不穷，西方古代史书中的神话故事更是数不胜数，还有诺亚、耶稣是不是存在都没有确凿证据，因此如果说《史记》是“伪史”的话，那么西方那些所谓史书更该是伪史。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西方学者对欧洲古代史料基本是肯定的态度，更不会因为书中有一些神话故事而否定全书。
一边指责他人，一边肯定自己，西方的文化偏见与双标，由此一览无余。
伦敦东方学院库伦博士难能可贵地指出，“司马迁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遥，以后也基本没有实证（《史记》所载的商代世系）。但是在两千多年后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献，却雄辨地证明了司马迁记录的高度准确性，证实了司马迁的诚实可靠。”尽管一些西方学者能够中肯地看待《史记》，但还有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漠视与偏见至今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