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店成立于年,是我国第一家国有的古旧书店,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古旧书实体店。不仅销售、出版、整理古籍和传统文化类图书,还为国家公藏单位提供珍稀古籍资料、为各类图书馆和藏家修复善本、为国家抢救性地回购海外珍贵古籍……
而在历史学家阎崇年眼中,中国书店是良师益友。
历史学家阎崇年在中国书店
中国书店老照片
我家原来住在北新华街,中国书店在南新华街,在同一条大街上,因为很近,又爱看书,所以常到琉璃厂中国书店。
旧北京,书店少,书摊多。在东安市场、琉璃厂、西单商场、隆福寺街等地方,既有书店,也有书摊,形成北京东南西北四大书肆,是北京古都的一道历史文化风景。
年11月4日,中国书店成立。到年,以中国书店为中心,一百一十一家私营书店、书摊同中国书店公私合营,从此中国书店成为中国古籍书业的一艘航母,也成为东亚、甚至世界中华古籍书业的一艘航母。
这时的中国书店,具有书店和图书馆双重功能,从而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开放营业:
读者既可以去买书,也可以去看书。这就为学者提供了读书和交流的方便条件,所以中国书店就成为读者学者的良师;
二是员工敬业:
精熟业务,热情服务,对客如友,送书上门,书店的员工和读者学者交流交融,所以中国书店就成为读者学者的益友。
●良师
既是书店也是图书馆
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商店都有柜台,柜台外面是顾客,柜台里面是商家。顾客与商家隔着一道如同“城墙”的柜台。记得那时我到某书店去看书,站在柜台外遥看柜台里书架上的图书,书脊上书名、作者的字很小,看不清楚,有时自然地越过柜台,走近书架,想看清楚那本书的书名和作者,但被售货员看见了,往往会遭到冷眼或白眼——这算是客气的,或许会遭到恶眼或呵斥,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便悻悻然离开书店。这也不怪售货员,因为那时的规矩,读者都要站在柜台外看书,如进到柜台里的书架前看书,那不是违反了书店的规矩吗!至于那时外国书店是否也在顾客和商家隔着一道柜台呢?不知道,未见过。
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去日本京都出席“世界历史都市会议”,会后到东京东洋文库讲学,也顺便去了书店,看到日本书店并不是这样的,书店里没有隔离顾客和商家的柜台。年,我去美国讲学,见到书店也都没有隔离顾客和商家的柜台。那时中国大陆到美国的人很少,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一位参赞对我说:“从年新中国成立,到年我去美国之前,到美国留学、访学、经商、公务、探亲的人,总数不超过人。”所以,亲身体验过没有柜台相隔的书店的同胞,自然不会太多。
然而,中国书店是开放经营的先行者。早先,琉璃厂的书店、书摊是开放的。中国书店继承琉璃厂古籍书店书摊对顾客开放的传统,既是读者买书的书店,又是读者看书的图书馆。在中国书店,不仅可以买书,而且可以看书。将顾客与商家融合在一起。
这道“城墙”,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逐渐取消——超市进了中国,随之书店、商店也都取消了将顾客与商家隔开的柜台。
作为开放经营的先行者,中国书店的图书,一开始就对读者全面开放,将顾客与商家融合在一起。如中国书店在孔庙时期〔注〕,整个东庑,19间,长约80米,没有隔断,完全通畅,从南到北,从地面到天花板,书架上全是琳琅满目的线装古籍,读者可以随手取书、阅览。琉璃厂的古籍书店也是如此。如廿四史,百衲本、老同文本、新同文本等各种不同版本,都归类依次排列上架,让读者随便翻阅,进行比较。又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元、明、清、民国,官刻本、坊刻本、雕版本、活字本,活字本又分铜活字、铅活字、木活字、石活字等,以及不同版本如殿本、写本、钞本、稿本等,可以随手翻阅。除了国图、首图等图书馆古籍部的先生,常人谁有这个条件?但读者、学者到中国书店就有了这个便利的条件。
我从这里学到的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等知识,胜似课堂上、书本上所学到知识的百倍、千倍,甚至于万倍!
在中国书店,不仅可以买书,而且可以看书。所以,中国书店既是卖书的书店,又是看书的图书馆。
百闻不如一见。大学老师开版本学、目录学的课,无论讲得多好,也不如亲眼一见,亲手一摸。我很多书是在中国书店看到、买到、看过、抄过,后来我写论文、出专著都得益于中国书店。
所以,我说中国书店是我的良师。
●益友
书业人串起优秀传统的文脉
当年我在中国书店有许多朋友,其中有的成为益友、挚友。举几个例子:
其一,琉璃厂中国书店、古籍书店,分楼上和楼下陈列图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顾客到楼上是有条件的,有的书还要开介绍信的。按我当时的年龄、资历、职称和级别是不够到楼上看书的。但可能因为我是常客、买客、诚(诚实)客,书店允许我或邀请我到楼上看书。中国书店拿我当朋友看待,我至今感激不尽。
其二,有一段时间,我常去孔庙的中国书店看书,因为这里书多、书全,一去就是一天,上班开门进,下班关门出,带着窝窝头、钢笔、本子和卡片。有位张师傅,看我站着抄卡片累了,就主动把我引到沙发上坐着看书、坐着抄书;还主动倒杯白开水(那时常人没有条件喝茶水)放在我跟前。快到中午时,他把我带的窝窝头放在炉子上烤热。这些深情厚谊至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没齿不忘,甚至让我落下热泪。可惜这位张师傅的大名我记不得,如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以便写在文章或著作里。
其三,中国书店的老员工夏学孔(“批孔”时改名夏方),经常在吃午饭或晚饭时到我家,包着书来,打开包袱让我选,或带着新书目让我选书。钱不凑手时,先留下书用,待钱方便时再付。他说:“我多年以来,从给老板学徒到现在,很少在家里吃午饭和晚饭,都是在这两顿饭的时间,到教授、学者、顾客家送新书和新书目录,因为这时教授、读者在家吃饭能见到,也能跟你谈需要什么书。”
第四,在那十年间,刘书合先生每逢见我到书店,总是热情招待,嘘寒问暖,过年过节,常到我家,一进门就谈书,谈新书信息,谈我在研究什么,需要哪些书?要找的、要买的、要借的,他都热情帮忙。记得一次,我要买中华书局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8元。我当时没有钱,要积攒几个月才能买这本书。请他只剩一本时告诉我,后来他告诉我只剩一本了。但我的钱还差三元,要等三天发薪后才能凑齐,请他将书架上的书收起来等三天。三天后,我凑齐钱,去中国书店付钱取书回家。
第五,中国书店出了一批学者型专家型的员工。如孙殿起先生,原是琉璃厂通学斋书店的店主,熟悉书,爱读书,勤动笔,并著书。我也常去通学斋看书。他把经手、经眼的书,做卡片、做记录,整理成《贩书偶记》出版。我有一册,经常翻阅。他的外甥雷梦水,也是中国书店书工,格外勤奋,著《贩书偶记续编》《琉璃厂书肆四记》《书林琐记》等,成为一代古籍版本目录学专家,而为琉璃厂书业专家的又一个典型。
第六,于华刚先生,生长在琉璃厂,工作在琉璃厂。他入中国书店后,为雷梦水弟子,由学徒书工到中国书店总经理、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精熟业务,勤奋读书,主编《中国书店藏珍贵古籍图录》等。于华刚先生热情待人,诚恳待客,尽管工作繁忙,我每次去都热情接待,介绍新版书、重要书、著名书、稀见书等,虽做了书店大领导,但书生本色不变,被誉为“古籍典范,书业精英”。中国书店七十年来,孙殿起、雷梦水、于华刚三代书业人,串起了中国书店优秀传统的文脉。这应是七十年中国书店历史的一条文化线索、一个历史见证。
近年来,随着个人经济和藏书条件的改善,又年事已高,去中国书店的次数少了,但是中国书店在我心中良师益友的地位始终如初。中国书店不仅是我学术上的良师,而且是我人生中的益友。
最后,现任中国书店掌门人张东晓和张晓东,接过了于华刚老总的接力棒,继续传承并弘扬中国书店的优良传统,已做出并在做出新的贡献!
〔注〕中国书店于年4月,将原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专家服务部及部分门市部的内部柜台图书,整合迁到孔庙东庑营业;年5月1日,又将孔庙图书迁至琉璃厂海王村大院内营业。中国书店总部也迁此办公。
(原标题:第一家国有古旧书店中国书店成立70周年学术的良师人生的益友)
来源:北京晚报作者:阎崇年
流程编辑: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