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不仅是史学、文学的宝库，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具象的历史人物事件背后蕴藏着民族文化性格与观念。赏析《史记》，学生能感悟中华文化的思想和魅力，挖掘民族文化的根源，体会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而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
（一）民族性格 《史记》中充斥着民族关怀，体现中华民族背后的气质与格局。 1.民族大一统。 《史记》具有平等的民族观，认为华夏各族同祖同源，主张民族平等、友好与团结，如《五帝本纪》中塑造“人文始祖”黄帝的英雄形象;《夏本纪》中歌颂禹建立夏朝的伟绩;《匈奴列传》和《平准书》中反对穷兵黩武，追求团结融合的理想社会。这背后体现的不仅是作者个人的民族观，更反映出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体现出中华民族追求多元一体、团结统一的民族性格。
2.讲求道义。 《史记》塑造了一群奉守道义的仁人义士，有深明国家大义的爱国志士，有为捍卫仁义献身的贤德之士，有以死报答知遇之恩的侠气义士。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道义精神，不仅是作者的理想人格与人生价值观的寄托，更是中华民族孜孜不倦的追求。
3.中庸之道。 中华民族具有中庸思维，讲究中正中和，不偏不斜，《史记》同样能体现这一民族气格。其一，折中评论真实的历史人物。司马迁不以成败品评人物，而以客观中庸的角度全面还原历史事实，如杰出但残暴的君主秦始皇、反暴秦却以暴制暴的项羽、兼具雄才和痞气的汉高祖刘邦等。其二，寻求物欲与精神的平衡点。《史记》在高歌人性美时，也正视合理的欲望和需求，“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通过勤俭致富，以利养义，但不可取不义之财。
（二）民族观念 《史记》呈现了“天”主导自然、政权、个人的民族天命观，要求君主施以德政、礼奉上天，个人以德养性、顺应天命，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这样的天命观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信仰与历史观念。
1.民族信仰。 中国古代民间多崇拜神祖、信奉巫术、讲究阴阳、相信天命等，司马迁经过实地调查考证，将大量史料收录于《史记》中。 人类自古便有图腾崇拜，中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特色下更崇尚祖先崇拜。《五帝本纪》记载受天命而王的五帝，《高祖本纪》有“刘温梦神”“高祖斩蛇”的传奇故事，《封禅书》《孝武帝本纪》描绘封禅祭天活动，民间相信鬼神而“穰田”去邪除恶的祭礼等，无不反映了崇拜神祖的民族信仰。
信天奉祖伴随着巫术信仰，《史记》包含了大量占卜、相面的记录，如《赵世家》的梦卜、《项羽本纪》中范增观刘邦之“气”，还专列卜筮活动《龟策列传》和专司卜筮职者《日者列传》。中国古代朴素哲学认为阴阳是宇宙一切事物都具备的两大对立面，在方位上左东为阳、右西为阴，即左上右下;因右手有力灵活又有了权势体系左卑右尊的观念，由此形成了复杂的官职礼数尊卑、宅院格局、服饰搭配等风水宗法形制。《史记》有多处记载，如“东向坐”的项羽、“虚左”“从东阶上”的魏公子、“位在廉颇之右”的蔺相如等。
2.历史观念。 对于历史的发展，人们大多相信因果，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讲述人物性格对命运的影响，揭示了历史的必然性。如对汉兴秦亡的结局，作者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用刑法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指出秦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最终得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的报应。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充分肯定吴起的文武才能对军事贡献，但其为人违反仁礼，对君母妻友不忠不孝无情无义，最终惨遭贵族杀害，“以刻暴少恩亡其躯”。
天注定的因果并不意味人不可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充分肯定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如孔孟等的学术思想创新、管仲商鞅等，贾谊晁错等的经济改革、孙子吴起等的军事革新。同时，司马迁对因果报应的天命论持怀疑的态度，如在《伯夷叔齐列传》中提出质疑：“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可见其历史观在“究天人之际”时由“天定”转向“人为”的过程。
因此，我们应持历史发展的眼光对待《史记》所呈现的传统文化，在弘扬传统文化价值时辨别其是否存在历史局限性，去芜存精，取其精华，挖掘其在当代的普世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