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之交，西部霸主秦国却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内乱时代。秦怀公四年时，庶长晁突发内乱，率大臣围攻秦怀公、逼迫他自杀，改立秦怀公之孙秦灵公为君。四十年后，秦国另一位庶长再度发难，废黜了国君出子，改立秦灵公之子嬴师隰为君，是为秦献公。秦献公即位后，立刻秉持“一国不可以有二君”的理念，杀死了出子母子，还将他们的尸体沉入了深渊！
短短数十年，秦国内乱频繁。此时，秦国长期的竞争对手晋国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室没落，韩、赵、魏三卿族强势崛起，并在公元前年获得王室承认，正式迈入了诸侯行列。晋国一分为三，整体实力大为削弱，照理而言对秦国是个大利好。可不巧秦国自身也陷入内乱，而三晋却纷纷改革图强。尤其是三晋中的魏国，在魏文侯治理下，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等众多名臣良将，励精图治，实力大大增强。趁着秦国内乱，魏国在河西奋力扩张领土，一度沿着北洛河修筑了坚固的长城，对秦国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三晋强势崛起的大背景下，秦献公却在此时谋朝篡位，简直就是乱上添乱，秦国还会有机会吗？
可在十一年后，秦国却迎来了极其重要的一个时刻。公元前年的一天，周王室突然派太史儋（dàn）前来访问，并对秦人说出了一番惊人的预言：“周以前与秦合在一起，后来又分开了。但分开五百年后，将会再度合而为一；合并十七年后，将会有霸王出现！”
太史，是史官之长。因为史官长期专研历史，往往具备强大的预知后事能力。西周末年，周王室太史伯阳就曾预言了西周的灭亡，并且还为郑桓公提前规划了一家三代的发展蓝图，堪称一位神人。如今另一位王室太史来到秦国，又说出了这么一段玄而又玄的惊人预言，难道秦国国运将要大变了吗？
不过，太史儋这段惊人的预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太史儋这段惊人的预言，其实在后世争议较多。
东汉学者应劭就认为，“周孝王封伯翳之后为侯伯，与周别五百载；至昭王时，西周君臣自归受罪，献其邑三十六城，合也。”按应劭之说，周孝王封秦祖非子之前，周、秦是合在一起；非子受封之后，周、秦分开；直到秦昭王吞并东、西周，周、秦再度合二为一。周孝王执政是在公元前年～前年，秦吞周是在公元前年左右，二者相距六百多年，明显与预言中的五百年相差甚远。
三国时代的韦昭对此给出了新的解释：“周封秦为始别，谓秦仲也。五百岁谓秦仲至孝公强大，显王致伯，与之亲合也。”秦仲受封是在周宣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年；周显王致伯，是公元前年；二件事相距年，又不足五百年。况且以周王室致伯来说明周、秦再度合而为一，显然有些勉强。
到了唐代，著名学者司马贞再次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周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号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为诸侯，是别之也。自秦列为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献邑三十六城以入于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举其大数。”司马贞的说法，也许是与预言符合得最好的一种解释了。不过，他提到的秦襄公列为诸侯之年是依据《史记》；假如按新近发现的清华简《系年》，周平王东迁之年可能是在公元前年。如果秦襄公因护送王室东迁有功而被封诸侯，那么也应该是在这年前后。如此一来，秦襄公被封诸侯与周被秦吞并之间相隔就是五百零四年，而不是五百一十六年，与预言之说更为接近。周灭亡后十七年，秦始皇剿灭嫪毐，开始亲政，这是天下“霸王”出道的正式标志！
除此以上种种，历史上还有其它的解释。但整体而言，司马贞的解释最为合理，也就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了。
不过，对现代学者而言，这么玄妙而精准的惊人预言，可信度显然不高。所以，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这是后人假托预言以证后事——在《左传》中，这样的预言比比皆是，不值得信赖。
古往今来，众多学者纠结于王室太史这番惊人预言的真假，可往往却忽略了另一关键点。太史儋的这番惊人预言，无论真假，都是周王室主动对秦国的示好。为什么周王室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派太史儋来到秦国？
东周王室，历史上原本并非正统。
西周覆灭后，因为背负着弑父篡位的恶名，周平王根本得不到天下诸侯的认同。为与西申国及西戎势力相抗衡，天下诸侯在崤山以东拥立周幽王之弟姬余臣为王，号称携王。后来携王大失人心，周平王才在晋国与郑国鼎力支持下东迁洛邑，最终战胜携王而成为天下唯一的王。因为这段历史，东周王室的合法性长期遭到天下诸侯质疑，虽然东迁成功，但没落已不可避免。在诸强争霸的春秋时代，没落的王室也被迫依附于各方霸主，才能安然渡过了一次次的危机。
王权虽已没落，但周王室的立场依然坚定。
春秋时代，霸主既有来自于诸夏，也有来自于中原所鄙夷的蛮夷。可周王室公开认同的霸主，基本都是承认王室地位的诸侯。典型如楚国，虽然周王室偶尔也与之合作，但从未公开致伯于楚。即便是楚庄王邲之战大败晋国后，周王室公开承认的霸主依然是晋国。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夷狄之别。当然，晋国自身的强大更是其中关键。
自从城濮之战以后，周王室与晋国之间就密不可分了：晋国有实力，周王室有名份，二者密切配合，催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晋、楚争霸时代。直到春秋晚期，晋国霸业衰落，王室与晋国之间的矛盾才隐隐爆发出来。著名的王子朝之乱，就可看出晋国对周王室的控制远超乎人们想象：因为周景王曾得罪过晋人，他看中的王子朝就始终当不了太子！后来，在晋人强力干涉下，王子朝被迫出逃楚国，标志着王室中的“拥晋派”大获全胜。
虽然名义上周天子才是天下之主，可周王室哪里敢违背晋人意志行事？
正因晋国长期挟制着周王室，尽管东迁时秦人也不乏功劳，可自崤之战秦、晋交恶后，周王室与秦国的交往也不得不疏远了。
就此而言，周王室突然派出太史儋向秦国公然示好，时机显得极不寻常。
三家虽然分晋，但也继承了晋国衣钵，与秦国的对立依然存在。此时，魏文侯已经去世，可魏武侯时期的魏国，依然十分强大；韩、赵二国虽然稍逊一筹，可相比于周王室，仍然是巨大的大象。周王室公然向秦国献媚，就不怕惹恼三晋吗？
或许，这时周王室对三晋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像春秋时把晋国当作依靠了。
公元前年，魏武侯与赵敬侯、韩哀侯一起，彻底瓜分了晋国。如果说王室将韩、赵、魏列为诸侯是三家分晋的起始，这次则是三家彻底将晋国消灭了。次年，韩哀侯又强势吞并了郑国，还把国都直接迁到了新郑！
周王室上上下下都时刻记着，“我之东迁，晋、郑是依！”如今王室成功东迁的两大功臣国，两年先后灭于三晋之手，周王室怎么能不感受到“唇亡齿寒”的恐惧？
当年鲁昭公被“三桓”赶出鲁国，最终死在晋国时，晋人史墨就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思想。三晋既然敢向自家国君下手，说明他们已完全接受了史墨思想，完全不把所谓的“君臣大义”放在眼里了！这才是周王室最为无助的时刻：韩国吞并郑国后，意味着三晋已将周王畿团团包围；只要三晋想下手，那周王室就是群狼中的羔羊、任人宰割！
为避免重蹈晋国覆辙，周王室迫切需要找到另一个强大的依靠。
此时东周大国中，齐国虽强，但距离周王畿太远；况且齐国正处在田氏代齐的历史转折期，无力参与外部事务。越国虽然是春秋最后一任霸主，可勾践死后内乱频频，实力大减。楚国虽然强大，也与三晋摩擦不断，可夷狄之别让周王室难以信任。思来想去，唯有西边的秦国才是最佳选择：秦国既与三晋对立，地理位置也不远，历史上还曾经是王室的忠实盟友。
所以，周王室才派出太史儋来到了秦国。
更何况，秦献公坐稳国君之位后的奋发图强，也让秦国显现出了复兴态势。
早年间秦灵公死后，嬴师隰因为不得立，逃到了魏国。（《吕氏春秋·不苟论·当赏》）此时的魏国，在魏文侯治理下，正处于全盛时期。嬴师隰逃入魏国，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学习吸收东周先进国家先进治理思想的历程。
三十余年过后，秦简公去世，留下了两岁的出子来作太子。因为出子太过年幼，其母掌控了权力，重用太监扰乱朝政。秦国百姓因此怨声载道，贤良大臣也纷纷隐匿不出。
得知此状，嬴师隰毫不犹豫得定下了回国的决心。可辗转多处，他都无法入关；后来他不得不进入北狄之地，然后绕道焉氏（今甘肃平凉西北）进入了秦国。在秦国诸多大夫的拥戴下，嬴师隰最终成功篡位，是为秦献公。
国君之位稳定后，嬴师隰马上推出了多项改革举措：秦献公元年（公元前年），废除了殉葬制度，为人才仕秦消除了后顾之忧（《史记·秦本纪》）；秦献公二年（公元前年），在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区西北）筑城，强势挺进秦、魏边境线（《史记·秦本纪》）；秦献公六年（公元前年），将蒲、蓝田、善明氏三地改为县，以加强秦中央集权（《史记·六国年表》）；秦献公七年（公元前年），首次在秦国设立贸易市场，加强商业贸易发展（《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献公十年（公元前年），建立户籍制度，将秦人按五家一伍加以编制（《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年），再次将栎阳改为县……（《史记·六国年表》）。
秦献公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借鉴于他国；虽然不如后世商鞅变法那么全面，却极大地提升了秦国国力。公元前年，秦军与三晋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解州东南）大战一场，结果斩首六万，取得大胜！周王室见此，不失时机地再次派人前来道贺，并赐予秦献公黼黻。公元前年，秦军进攻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再次获胜，还俘虏了魏国大将公孙痤！
秦献公当上国君后，秦国复兴势头已十分明显。
由此看来，周王室当年主动向秦示好，是多么地及时！在晋、郑二国先后灭于韩、赵、魏之际，无助的周王室转而投靠了秦国，以获得短暂的安全。不过，就向秦示好的时机而言，周王室确实不乏能看清局势发展的高人——王室太史儋的惊人预言，不但是主动向秦示好，更是看清了三晋即将衰落、秦国就要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