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居多。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汉末五言诗出现之前，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司马相如、班固、杨雄、张衡这四人在赋的创作方面成就突出，都有多篇名篇传世，在当时及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是汉大赋的最高成就者，标志着汉大赋的内容、风格的成熟。
一、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像司马相如原名司马卿，因崇拜战国时赵国宰相蔺相如改名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公元前年出生于蜀郡成都。在汉景帝年间，司马相如在梁孝王刘武府中做宾客，为梁王写了著名的《子虚赋》，主题是以虚静为君的道家思想为指向，但是景帝不好辞赋，并没有得到景帝的赏识。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刘彻看到《子虚赋》非常喜欢，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不能见到作者。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主管皇帝的猎犬）杨得意是蜀人，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且更有文采。此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帝国无可比拟的功勋，又对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刘彻封为郎。
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
二、扬雄
扬雄，字子云，公元前53年出生，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蜀郡成都人。扬雄家族世代以耕种养蚕为业，小时候好学，博览群书无所不读。扬雄口吃不能快速讲话，静默爱沉思，清静无为，没有什么嗜好欲望，不追逐富贵，不担忧贫贱，不故意修炼品性去求取声名。家庭很穷却很安然。自身胸怀博大，很喜欢辞赋。崇拜同乡才子司马相如，把他作为榜样模仿。后来，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召扬雄为门下史，又被蜀人杨庄推荐，为汉成帝的随侍。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二、班固
班固，字孟坚，陕西咸阳人，出身于公元32年，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家庭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写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公元54年，其父班彪逝世，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洛阳迁回陕西咸阳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尽事业的决心始终未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同时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抓捕班固，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罪名很大，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发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班家上下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便骑快马赶赴京城洛阳，打算上书汉明帝，替班固申冤。
从而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到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除《汉书》外，班固还是一个出色的赋作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其代表作《两都赋》，是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中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一篇，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
在表现手法上，以往的散体大赋，都遵从“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两都赋》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表现出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推动了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此外，班固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
四、张衡
张衡，字平子，公元78年出生，南阳市石桥镇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
张衡家族世代为当地的大姓，他的祖父张堪，自小志向远大，被人称为圣童，曾把家传财产数百万让给他的侄子。光武帝刘秀登基后张堪被任命为蜀郡太守，随大司马吴汉讨伐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立有大功。其后又领兵抗击匈奴有功，被拜为渔阳太守。张衡像他的祖父一样，自小刻苦学习，少年时便会做文章。16岁以后曾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他先到了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三辅(今陕西西安一带)地区。这一地区壮丽的山河和宏伟的秦汉古都遗址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以后又到了都城洛阳。在那儿，他进入最高学府太学学习，结识了后来著名的学者崔瑗，与他结为挚友。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喜欢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诗歌、辞赋、散文上，尽管他才高于世，却没有骄傲之情。平常从容淡泊，不喜欢与俗人相交。
汉和帝永元(89年-年)年间，张衡被推举为孝廉，但他没有接受，公府几次征召也不到。当时，国家太平已久，自王侯以下，没有不奢侈过度的。张衡于是仿照班固的《两都赋》，殚精竭思十年，作成《二京赋》，用以讽谏朝廷。大将军邓骘欣赏张衡的才华，多次征召他，张衡都不应命。
公元年，张衡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作了他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八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
张衡在汉赋发展史作出巨大贡献，在他作赋的生涯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近取班固《两都》而有《二京赋》；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踪班固《幽通》作《思玄赋》；七体则步枚乘《七发》、傅毅《七激》作《七辩》；文赋则依东方朔的《答客难》、班固的《答宾戏》作《应间》。其他还有受扬雄《蜀都赋》启发作《南都赋》；效傅毅《舞赋》而再作《舞赋》等。以上所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更突出的还在于张衡能融汇贯通，极富创造性地以《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采摛文、闳衍巨侈、重体物而淹情志，向清新爽丽、短小精练、情境相生的转变，而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张衡的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否定与批评，他探讨人生玄妙哲理，也探寻合于自己理想与性格的生活空间。张衡赋的代表作历来公认为是《二京赋》、《思玄赋》和《归田赋》。
《文心雕龙》称“自扬(扬雄)马(司马相如)张(张衡)蔡(蔡邕)，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又称“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