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那些昏庸之主、亡国之君，在对待新闻和舆论问题上所犯的一桩桩错误，留给后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历代诗人们也经常咏史，或在诗歌中运用历史典故。其中，有不少涉及《史记》人物故事。
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史记》时说：“自此例一开，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鲁迅先生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主席也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写的。”搞新闻传播的人，都应当学学《史记》，因为它是司马迁采访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追寻新闻史迹，倾尽毕生精力而完成的一部历史巨著，是司马迁视为比生命还珍贵的精神遗产。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的采访经历，看出他的新闻思想，看出他的写作才能和评述才能。他其实就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记者，他对历史上出现的新鲜事物十分敏感，这个品质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也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史记》里还有一些历史故事说明，新闻这种社会现象也有它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也是万万违反不得的。古代那些昏庸之主、亡国之君，在对待新闻和舆论问题上所犯的一桩桩错误，留给后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先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宠爱美人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就是说，想各种办法让褒姒笑，她总是不笑。后来，这个昏王想出了或者采纳了“烽火戏诸侯”的办法。当时，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戎狄入侵。烽火本来是用来报警的。幽王为博取美人一笑，竟然让烽火台燃起烽火，擂起大鼓。各路诸侯接到烽火报警，以为戎狄入侵，纷纷派兵来救。可是到来一看，却不见什么戎狄的影子，大家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
褒姒看到这情形觉得好笑，便大笑起来。幽王很得意，又如法炮制地玩了好几回。“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失去了信用，诸侯自然不再受骗上当了。最后一次，犬戎真的来犯，幽王急忙再举烽火时，就没有一路诸侯再派兵来救了。结果，西周灭亡，幽王自己也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之下。他的儿子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只好从关中迁都到洛阳，是为东周。从此，周王朝也就衰落下去了。这个故事说明，烽火报警也是古代的一种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是必须完全真实，容不得半点虚假的。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何等重要，岂可儿戏！
再说秦二世胡亥。本来秦始皇统一海内以后，想“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至无穷”，不想在胡亥手里竟二世而亡。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这一爆炸性新闻迅速传播开来，像大海沸腾一样，四方响应，风起云蒸。“天下苦秦久矣！”“山东（崤山以东，泛指六国故地）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纵向西，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
那时候，皇帝宫廷里有一种官职叫做“谒者”，平时分管门卫、传达、接待等工作，有任务的时候就派出去了解情况，称“谒者使”。起初谒者使从东方回来，把山东郡县响应陈涉起义的情况向秦二世胡亥作了汇报。这样的坏消息，二世很不爱听。他生起气来，就把谒者使交给狱吏治罪。后来从东方回来的谒者使便再也不敢说实话了，二世问起来，便说：“不过是些群盗罢了，郡守、郡尉正在追捕，都已经抓起来了，不必担忧。”二世就爱听这样的“好消息”。
后来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当年诈立胡亥为二世、后来又在二世面前“指鹿为马”的丞相赵高，这时候也生怕二世知道实情怪罪下来，便和女婿咸阳令阎乐等阴谋废掉二世，另立公子婴为皇帝。阎乐率领多吏卒，一直攻进皇宫，箭射二世坐处的帏帐。二世怒，召左右。左右都惶恐惊扰不敢战斗，身边只剩一个宦者还侍立那里没有走开。二世问他：“你怎么不早告诉我？现在竟弄到这个地步！”那宦者回答说：“正因为我不敢告诉您，才得以保全下来，要是早告诉您，我早就被诛杀了，还能留到现在吗？”二世没法，最后自杀而死。这就是“奸不上闻”的故事。
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为什么“奸不上闻”？就因为秦二世光爱听报喜的新闻，不爱听报忧的新闻，下面就报喜不报忧，有了坏消息也不敢据实报告了。直到临死，他还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可见他至死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史记》里记载的这些生动的历史故事说明，自古以来社会上就存在着新闻传播现象。上述这些新闻传播现象虽然比较原始，却也同样有它自身的规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明白不明白，新闻的客观规律总是要起作用的。
《史记》也成为后世士人进行文化传播的无穷源泉。历代诗人们也经常咏史，或在诗歌中运用历史典故。其中，有不少涉及《史记》人物故事。比如：李白《行路难》：“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燕昭王事迹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李白《秦女休行》：“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扬刀，清昼杀仇家。······何惭聂政姊，万古共惊嗟！”（聂政姊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杜甫《奉赠韦左丞长二十二韵》：“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原宪事迹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杜甫《后出塞（其二）》：“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霍去病事迹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刘长卿《经漂母墓》：“昔贤怀一饭，兹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识，前朝楚水流。”（漂母事迹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司马迁首创纪传体，也开启了传记文学的先河。从此中华之史不独纪事，而且传人。历代都产生了不少精彩的人物传记。
人们仍以“良史之才”来称赞那些既善于叙事又擅长传人的历史家，就像当年刘向、扬雄称赞司马迁一样。晋代有一位干宝，也“时称良史”。他作的《晋记》已经失传，但从他流传下来的《搜神记》来看，笔法确实有些像太史公。《搜神记》一书采录了不少民间传说，如《干将莫邪》、《吴王小女》、《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故事动人，文笔洗炼，看来“时称良史”大致不虚。
历代散文家也写了不少单篇的史传文章。如唐代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童区寄传》，宋代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苏轼的《方山子传》，明初宋濂的《秦士录》，明末清初刘长衡的《阎典史传》，清代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等等，堪称史传文章中的精品。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写安史之乱中张巡、许远、南霁云等英勇守城的事迹十分悲壮。文中只用了多字，就把南霁云乞师断指的一段豪情刻画了出来。
作者交代，这些都是根据知情老人的口述记下来的，又交代“船上人犹指以相语”一句，更觉事迹真实可信。韩愈当过史官，修撰过《顺宗实录》。人们评价他写的《张中丞传后叙》一文，风格与司马迁相近。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也是作者自己采访所得，特推荐给史官修史时用的。柳宗元自述此文有两个特点：一是事实确凿，可以传信；二是用力刻画人物，自信比画家所画人像更好。这两个特点说明，柳宗元正是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说出了传记文学的重要特征。
结语
《史记》里记载的这些生动的历史故事说明，自古以来社会上就存在着新闻传播现象。搞新闻传播的人，都应当学学《史记》，因为它是司马迁采访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追寻新闻史迹，倾尽毕生精力而完成的一部历史巨著，是司马迁视为比生命还珍贵的精神遗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的采访经历，看出他的新闻思想，看出他的写作才能和评述才能。司马迁首创纪传体，也开启了传记文学的先河。从此中华之史不独纪事，而且传人。历代都产生了不少精彩的人物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