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思想对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史学要义》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史学理论汇编性著述，所选史评是卜大有根据本人史学观制订取舍标准，然后按照这一标准，通过“选”这一行动对历代史评进行排列的，书中承载着卜大有的编纂学思想。了解《史学要义》中的编纂学思想对研究卜大有编纂学思想，乃至中国古代编纂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会通古今”的撰述思想
“会通”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贯穿于史家的撰史实践中。西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要求，他强调在古今关系上既要“通”又要“变”，认为著史不仅要追求古今贯通、上下贯通，更要呈现古今的变化。司马迁有关“通古今之变”的论述实际上即是“会通”思想的不祧之祖。之后“通”的观念为历代史家推崇。
卜大有接受、继承并发扬了史家“会通”的优良传统，主张史家撰史要遵循“会通”原则，强调写史不仅要在年代上贯穿古今，而且要呈现古今之变，循因仍之道，从而达到著述目的。表面上，卜大有借郑樵之口描述了自然中河流会于海，社会中诸国归一的现象，实则卜大有是通过自然形象的比喻，强调“会通之义”的重要。
在“会通”思想的指导下，卜大有《史学要义》一书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史家风”，对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主张“会通”的史家予以了表彰。
卜大有赞同裴驱所论，认为《史记》取材广博，将黄帝至武帝上下数千年间事备载，同时《史记》记事不仅善恶必书，且褒贬得当，可称之为实录。指出《史记》内容虽有纰漏，但实际可自成一家，进而赞扬司马迁是“命世之宏才”。
卜大有赞扬史家“会通古今”的同时，批评了割断古今的史家。他引司马贞批评裴驱《集解》之言：“博采群书，专取经传、训释以为《集解》，然则时有冗长，至于盘根错节，残缺纰漏，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谓通学也。”认为裴驱虽博采群书，“专取经传训释”为《史记集解》，然记事冗长，篇章结构松散，缺失遗漏者甚多，因此不能称为“通学”。
上述所见，卜大有强调的“会通”可归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他要求“会通古今”的著述不仅要在时间上纵贯古今，还要找出古今相因之处，“极古今之变化”，认为史家著史如若无“会通因仍之道”，那么其历史撰述就会出现诸多弊病。由此说明，卜大有在研究历史事件时，不仅注重历史事件的纵向贯通，同时注重历史事件的横向考察，从而得以如实的揭示事物的本质联系与相因之道。
然说明的是，卜大有坚持“会通古今”，提倡通史写作的同时，并未全盘否定断代史。他认为“会通”之作不在于贯通古今的修史体例，而在于“会通”的旨趣与方法。强调史书的撰写必须有一个贯通全书的思想主旨，这样其书才可称为“会通”之作。
故《史学要义》的编辑过程中大有将“史学”作为贯通全书的主旨思想，选材时不受断代、通史的约束，既选择了司马迁《史记》、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通史著作，同时也选了班固《汉书》、荀悦《汉纪》、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范祖禹《唐鉴》等断代为史之作。这充分说明卜大有坚持会通，提倡史书撰写不拘体例的观点。也正是由于此原因，使得《史学要义》体裁广泛而驳杂，内容丰富而极具价值。
“会通古今”思想不仅是卜大有史评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卜大有编辑《史学要义》的方法。书中卜大有用“原始察终”的方法叙述史学发展的始终，大至讨论史学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小至论述某一史学思想。
第一，从宏观方面看，卜大有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史学自古至今的发展脉络，构建了一部会通古今的史学史通论。综观《史学要义》全书，它以“史学”为贯通全书的思想主旨，用“综论”、“正史”、“杂史”三部分构建出了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史学自成一家始，讫卜大有生活时期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演变的过程，它把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看作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通过这样的分类归纳，使人轻易地窥探出中国古代史学的来龙去脉，把握古代史学发展的始终。可以说，卜大有在汉至明中叶这样一个自古至今的时间跨度中考察、总结史学，体现了卜大有“会通古今”的追求与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说《史学要义》是一部完备的史学史通论。
第二，从微观方面看，在具体问题的论述过程中，根据需要卜大有对某些事件、现象进行了纵贯古今的剖析和描述，清晰地展示了事物自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以中国历代史官制度为例，《史学要义历代史官建置》篇卜大有收录陆深《史通会要建置》的观点，考镜自古至明的史官、史馆制度的源流、废置沿革，对其来龙去脉作了简要的论述。可以说，《史学要义历代史官建置》篇是一部系统的史官制度史。
又如，关于纪传体史书中本纪、世家、列传、表、志的论述，卜大有《史学要义论作史义例》篇收录陆深《史通会要义例》之言，采用“原始察终”的方法，从而判断出各种体例的性质与特点。以评论为例。
指出本纪始于司马迁《史记》，此后历代正史采用本纪记载帝王事迹。但历代史书中有许多违背这一原则的现象：如司马迁《史记》把不是帝王的项羽列入本纪；陆机《晋书》把晋代三祖列入本纪，并且未采用编年的记述形式；魏澹的《后魏书》、李百药的《北齐书》记载天子以外的事迹等等，这些都是违背本纪体例的表现。
由此观之，《史学要义》中无论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贯穿着“会通古今”的思想。综观全书，卜大有通过编辑历代史评，一方面勾勒出史学自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根据需要对某些事件进行纵贯古今的剖析与描述，体现了卜大有“会通古今”的追求与实践。诚如杨艳秋所言：卜大有如果“没有对史学、史书贯通的认识，很难做到这样的选材”，充分肯定了卜大有《史学要义》是部“会通古今”的史学论著。
综上所述，卜大有强调的“会通”既要在微观上把握事物的相因之处，又要在宏观上显示出中国史学的纵向发展与贯通。《史学要义》在“会通古今”思想的指导下，全面而系统地整理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构建出中国史学史的全貌，真正达到了“会通古今”的要求。然而卜大有“会通古今”思想亦存在着诸多的局限：一是仅限于会天下之史评为一书，而未对其进行任何的阐述、考察；二是注意到了历代史家较具代表的史学思想并将其运用于《史学要义》一书的编辑实践中，但却未对各史家之间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总之，卜大有强调的“会通”思想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点，但他发展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区分类聚”的编纂方法
“区分类聚”的方法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共同点，将其区分为不同种类进行研究的方法。“区分类聚”是卜大有编纂史书的方法，他认为撰写史书时，应当采取“区分类聚”的方法，如此才可以清晰看出事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即“以类言其意可了”。卜大有《史学要义》的编辑以史学为主旨，“区分类聚”，叙述同类史家或史书。
从宏观方面看，《史学要义》整体构架体现了“区分类聚”的编纂方法。钱茂伟先生言：“《史学要义》是一部关于历代学人论史学论文的分类汇编。……这种汇编，在古代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充分肯定了卜大有的汇编之功。
在他看来，《史学要义》不仅是部汇编性的史学理论著作，而且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分类汇编所产生的作用。事实也如此，《史学要义》总体上将西汉迄明的历代史评划分为“综论”、“正史”、“杂史”三大类，大类之下又以具体内容和题材的不同进行再分类。如，“综论”开篇即是史学主体一一史官、史家的论述。此小类围绕史官问题，引《设史官》、《史官》、《历代史官建置》、《论古史官不专注记》等几篇对先秦讫明的古代史官、史家之源流、职责等进行了阐述。
又如，“正史”之下分为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等几大类。纪传体类之下分为《史记》至《元史》的二十三小类。第一小类对《史记》和作者进行了论述，该部分引《史记正义序》、《史记索隐序》、《补史记序》、《史记集解序》、《司马谈司马迁》、《正前史得失论》、《司马迁传赞》、《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诸儒论史记》、郑樵《论史记》、王应麟《论史记》、《读货殖传》、《史记之误》、《前汉书序例》等诸多篇章对司马迁与《史记》进行了评论。
诚然，《史学要义》整体构架采用了“区分类聚”的编纂方法。卜大有这种分类方法一方面考虑到题材内容的多样化对同一种文章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兼顾了史评在内容、形式上的差异，使人既可以从概貌上了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演变轨迹，又能了解历代史学发展的差异。
从微观方面看，首先《史学要义》之《司马谈司马迁》、《班彪班固》、《李德林李百药传》、《姚察姚思廉传》等篇父子同编体现了“区分类聚”的编写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事件的重复，又可以清晰地展示出二者在学术上的相似与继承关系。
其次，《史学要义》之《诸儒论史记》、《论后汉书》、《论三国志》、《诸儒论晋书》、《诸儒论宋书》、《诸儒论新唐书》等篇同书集评采用了“区分类聚”的编纂方法。把同书评论会于一篇，使人们清晰分辨出各家的观点，同时也便于整体认识某一史书。
结语
综上所见，“区分类聚”是卜大有编撰史书的方法和著史要求，他认为史家著史的基础是对研究对象的分类，只有对研究对象采取“区分类聚”的方法，史书主旨思想才清晰可见。《史学要义》的编辑是卜大有“区分类聚”这一编撰方法的实践，书中卜大有在“区分类聚”的基础上对明以前的中国史学史归纳总结，通过分类考察，辨章别流，从而使史学发展系统化，更好地揭示出各个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可以说，“区分类聚”的编纂方法清晰反映了事物的源流和特征，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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