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攻子之。齐王令人谓太子曰：“寡人闻太子将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①，寡人之国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百姓恫恐②。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③，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人取子之，醢之④，遂杀燕王哙。
子之在燕国称王三年后，国内大乱。将军市被与太子姬平密谋攻打子之。齐宣王派人对燕太子平说：“寡人听说，太子将整治君臣间应有的义理，明确父子间应有的名位。为此，寡人的齐国将完全听从太子命令调遣。”于是，太子纠集同党、聚拢民众，命令市被进攻子之，但没能成功。之后，市被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如此战乱持续数月之久，有数万人死于战争，百姓们担惊受怕。齐王命章子统率五都之兵，凭借北部地区的军队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不出来迎战，城门也不关上。于是齐军攻入都城，俘虏子之，将其剁成肉酱，同时也杀死了燕王姬哙。
①饬，音chì，整顿，修治。饬君臣之义，指子之身为臣子，不得僭居君之王位；明父子之位，指燕王哙之王位，当由其子太子平继承。
②按《史记·燕召公世家》和《战国策·燕策一》，这段记载是这样的：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众人恫恐，百姓离意。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
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儒家最为推崇的古代圣王。孟子将伐燕比作文武之道，足见其对伐燕之事的积极态度，“王因令”一句更显示其言论对齐王伐燕的推动作用，然司马光在作《资治通鉴》时却将此删去了。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对前人史料常有删减，这原本是不足为奇的，可是之后用了不少篇幅来介绍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以此来阐述儒家的政治观点，却独独删掉最初的动因，这就显得相当不合理了。想来是因为齐宣王伐燕后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故司马光为尊者讳，就不提孟子当初曾积极建议伐燕之事了。
③五都之兵：战国时期，各国出于中央集权及地缘攻守之需要，皆先后在边地设郡，七雄中独齐国例外。齐国采取五都之制，除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为中都外，即墨（今山东平度东）为东都，莒（今山东莒县）为南都，平陆（今山东汶上北）为西南都，高唐为（今山东高唐东）西北都。五都皆设有常备军驻守，合称“五都之兵”或“五家之兵”，是齐国的主力部队。
④醢，音hǎi，本意是指肉酱，亦指将人剁成肉酱的酷刑。
齐王问孟子曰：“或谓寡人勿取燕，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①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王问孟子：“有人建议寡人不要夺取燕国，有人建议寡人要夺取燕国。我自己认为，作为拥有万辆战车的齐国，去攻打同样拥有万辆战车的燕国，五十天就能攻克，仅凭人力是不能够做到的，这应该是天意。现在不夺取燕国，恐怕会遭到上天的惩罚，所以我打算夺取燕国，如何？”孟子答道：“如果夺取之后能让燕国的百姓喜悦，那就夺取。古代就有人是这样做的，如周武王。如果夺取之后不能让燕国的百姓喜悦，那就不能夺取。古代就有人是这样做的，如周文王。作为拥有万辆战车的齐国，去攻打同样拥有万辆战车的燕国，而燕国百姓却用箪装着饭食、用壶盛着酒水来迎接齐国的王者之师，这难道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吗？只是为了能够逃脱燕国当下的水深火热啊！如果您夺取之后，导致燕国百姓的水更深、火更热，则他们又会盼望别的国家来解救了。”
①箪，音dān，古时盛饭用的圆形竹器。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显然是反对齐宣王夺取燕国的，这似乎是与出兵前的“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之论相矛盾。于是，后世儒家在论及此事时多有困扰，或者对孟子前论视而不见，甚至拒不相信真有其事；或者从另一角度称赞孟子，称其虽初时有错，但很快就能够改正。而反对儒家的人，则以此攻讦孟子，如东汉王充就在《论衡·刺孟》一文中指责孟子自诩为善于言辞之人，也知道言辞不当会给国家带来大的灾祸，结果还是引来了祸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祸，其极所致之害。）其实，孟子的逻辑并不矛盾，问题是出在后人将“伐”和“取”混为一谈。伐，是攻打讨伐；取，是夺取兼并，这其实是两回事。
在《孟子·公孙丑下》中记有这样一段对话：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其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
沈同以私人身份问孟子：“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答：“可以。燕王哙不应该把燕国让给别人，子之也不应该从燕王哙那里接受燕国。譬如说，这里有位士人，您非常喜欢他，就不禀告君王而私自将自己的俸禄和爵位都让给他；那个士人也不经君王同意，就私自从您那里接受了俸禄和爵位，这样做可以吗？燕王让位之事，与此有什么两样呢？”之后，齐国攻打燕国。有人问孟子：“听说您建议齐王讨伐攻打燕国，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问我‘燕国可以征伐吗？’我答复他说‘可以’，然后他们就自己出兵讨伐了。如果当时沈同继续问我‘谁可以去讨伐燕国？’那我就会告诉他说：‘只有天吏才可以去讨伐。’好比说，现在有个人犯了杀人罪，如果有人问我：‘这个人可以杀吗？’我就会回答说：‘可以。’他如果再问：‘谁可以去杀他？’那我就会回答他说：‘掌管刑罚的士师可以杀他。’现在齐国去伐燕，就相当于是一个像燕国一样无道的国家去讨伐燕国，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建议呢？”
由此可见，在孟子的观念中，燕王哙和子之就燕国私相授受的行为是无道之举，是应该被讨伐的。可问题在于，应该由谁来讨伐。孟子认为，不应该由齐国讨伐，而应该由“天吏”来讨伐。那么，什么是天吏呢？其字面意思是奉了上天使命的人。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国也只是一个诸侯，是没有权力讨伐另一个诸侯的，可此时的周天子早已是衰弱不堪，又如何有能力讨伐万乘之国呢？故只能退而求其次，比照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模式，因此在孟子看来，当时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齐宣王先向周天子请示，在周天子的授权下讨伐燕国，平定子之之乱后将政权还给燕王哙，又或者立燕太子平为新的燕王，这才是真正的“文武之道”。平定燕乱后，如果燕国老百姓不希望齐军留在燕国，那么齐宣王就把军队收回来，这就是周文王之道。如果燕国老百姓希望燕国整个归附齐国，那么齐宣王就兼并燕国，这就是周武王之道。所以，当齐宣王最初派人联络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说帮助他们平定子之之乱，孟子对此是支持的，因为这是以有道伐无道。可当齐宣王想整个兼并燕国后，孟子就持反对态度了，因为燕国老百姓不希望被齐国兼并，齐国强行夺取兼并的话就是无道之举。因此，我们先不说孟子的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他不存在逻辑前后矛盾或者言论出尔反尔的问题。
然而，孟子的说法虽然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却非常不具有可操作性。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可问题在于，如果一部分燕民悦，而另一部分燕民不悦，那是应该取还是不应该取？当初燕太子平和市被攻打子之，居然未能攻克，之后市被甚至还倒戈攻击太子平，显见当时的子之并非孤家寡人，而是有很强民意支持的。这些支持子之在燕国称王的民意，请问孟子要不要尊重？齐宣王派军队讨伐燕国时，燕国士兵拒不迎战，城门也不关闭，可见又有相当多民意是支持齐军讨伐子之的。而在支持齐军讨伐子之的民意中，又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希望齐军平乱后立刻撤出燕国的，一部分是希望齐国就此兼并燕国的，一部分是不希望燕国被齐国兼并，但也不希望齐国立即撤兵，而是在燕国政权平稳交接、局势重归稳定后再撤兵的。请问，这三种民意孟子是不是也要分别尊重？那你最后应该采取哪种措施呢？彼时又没有民主选举机制，可以在投票后计算哪种意见的民意支持率最高。就算有民主选举机制，齐军难道不会操纵选举结果吗？就算齐军不操纵选举，那些被否决的民意就一定会心甘情愿接受吗？他们难道不会在日后制造动乱和分裂吗？孟子只能提出自己理想中的解决方案，却不能回答如果问题解决的不够理想，如果在执行时出现了各种纰漏或意外，他能够采取哪些应对和补救措施。
不仅如此，在当时七雄并立的国际环境下，燕国的内政固然不能只由齐国说了算，却也同样不能只由燕国自己说了算。不久之前，张仪建议秦惠王讨伐韩国，遭到司马错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灭韩会激发东方六国的危机意识，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以秦国之强尚且不敢兼并韩国，试问齐国又怎么敢兼并燕国呢？所以，就算出现孟子所谓“取之而燕民悦”的情况，齐国也不能取燕国。在当时，还不能允许万乘之国兼并万乘之国的情况出现，即便燕国百姓内心充满渴望也不可以，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其它各国就必定会组成联军讨伐，那就不是合纵向西攻秦，而是合纵向东攻齐了。
诸侯将谋救燕。齐王谓孟子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徯我后①，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②，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齐王不听。
各诸侯国谋划援救燕国。齐宣王对孟子说：“各诸侯国都在谋划讨伐齐国，这应该如何处置？”孟子答道：“我听说，曾有人凭借七十里土地就能执掌天下，那就是商汤，却从没听说过谁拥有千里土地，却反而还要担心的。《尚书》上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能得救。’现在燕国的执政者虐待人民，大王发兵前去征讨，燕国百姓原以为您是要将他们拯救于水火之中，故而用箪装着饭食、用壶盛着酒水，以迎接齐国的王者之师。如果你派去的军队杀戮他们的父兄，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移走他们宝器，那怎么能行呢！天下早就担心齐国的强大，如今齐国领土倍增而又不施仁政，这必定会招致天下的兵锋。大王应该尽快发布命令，释放燕国老幼，安顿好燕国的宝器，与燕国商议设立新君，而后离开燕国，这样做还能及时阻止天下的讨伐。”齐王没有听从孟子的劝告。
①徯我后：徯，音xī，等待。后，君主。
②旄倪：旄，音mào，通“耄”，年老。倪，小儿。
孟子这段言论的观点并无太大问题，只是他的论据让人觉得别扭。什么叫作商汤“七十里为政于天下”？那只不过是商汤创业前的资本而已，就好像汉高祖刘邦创业前是个亭长，你能说刘邦是“以亭长而为政天下”吗？是他通过连年战争并最终平定天下之后才能为政天下，怎么可能以亭长的身份为政天下呢？孟子又说“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当时的韩国就是千里之国，每日都在秦、楚两个超级大国和魏国这个前超级大国的三角夹缝中艰难生存，孟子怎么说“未闻”呢？难道韩王推行孟子所谓的仁政，秦、楚、魏就不来攻打韩国，韩国就可以不用担心受怕了？还有，孟子在前文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事实上，周武王之所以敢讨伐商纣，难道不是因为自觉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周文王之所以不敢讨伐商纣，难道不是因为自觉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吗？否则的话，当年西伯侯姬昌最多不讨伐商纣就是了，何至于乖乖地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何至于通过敬献大量美女、骏马、宝物而获得释放后，姬昌也只是敢暗地里偷偷施行仁政（《史记·周本纪》记：“西伯阴行善”）？是故儒家论政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却总因凡事皆要刻意塑造“仁者无敌”的固有形象，反倒是让人觉得其顽固迂腐。
已而燕人叛。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乃见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陈贾曰：“周公使管叔监商①，管叔以商畔也②。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陈贾曰：“然则圣人亦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不久，燕国反叛齐国，齐宣王道：“我真是愧对孟子啊！”陈贾道：“大王不必担心。”于是前去拜访孟子，问：“周公是什么人？”孟子答：“古时的圣人。”陈贾说：“周公命令管叔监视商朝遗民，可是管叔却勾结商朝遗民反叛。请问周公是明知他会反叛还派他去吗？”孟子说：“周公并不知道。”陈贾说：“那么，圣人也会有过失吗？”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会犯下这样的过失，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况且古时的君子，有了过失就改正过失；而现在的君子，有了过失还顺其自然。古时的君子，其过失就像天上的日食月食，百姓们都能看见。等到他们改正错误，百姓们都会敬仰。而现在的君子，岂止是对过失顺其自然，还在为过失找出各种理由借口来文过饰非！”
①周武王伐纣成功后的第二天，就举行了改朝换代的登基仪式，宣称自己是尊奉上天授予的使命，以革除殷商的弊政（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史记·周本纪》）。然军事战争上的胜利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统治上的稳定，商朝的残余势力依然非常强大。为了妥善安抚和统治殷商遗民，周武王决定设置三监。关于三监，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以《汉书·地理志》为代表，记为：“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人，谓之三监。”按照这种说法，三监就是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周武王的三弟管叔和五弟蔡叔。第二种说法是以《逸周书·作雒解》为代表，记为：“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按照这种说法，三监就是周武王的三弟管叔、五弟蔡叔和八弟霍叔，他们共同监视由王子禄父（即武庚）领导下的殷商遗民。姚尧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盖武庚理应是被监督的对象，其地位当不宜与管蔡并列。然而，无论是何种说法，下令设置三监的都是周武王，而非周公，陈贾之言存在明显的史实错误。
②灭商成功后只过了两年，周武王就因积劳成疾而病逝。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临死前曾有意将王位传给周公：
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曰：“久忧劳！”问害不寝？曰：“安，予告汝。”王曰：“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呜呼！于忧兹难，近饱于恤。辰是不室，我未定天保，何寝能欲。”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恶，专从殷王纣，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对。
王□□传于后。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维天使予，惟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怀于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厎于今，勖厥遗得显义，告期付于朕身。肆若农服田，饥以望获。予有不显。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汝幼子庚厥心，庶乃来班朕大环。兹于有虞，意乃怀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朕不宾在高祖，维天不嘉，于降来省，汝其可瘳于兹？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手。
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武王返回周朝的都城，自鹿地到丘中，整夜通宵不眠。武王的内侍御将此事报告给周公姬旦，姬旦急忙奔至武王近前，道：“长期这样忧思是会过度劳累的。”问武王为何不睡觉。武王答：“坐！我告诉你。”武王说：“呜呼，姬旦!上天不保佑殷人，这事从我出生前就开始了，至今已有六十年。当时夷羊出现在郊外，飞蝗遍布于田野。上天昏暗，不佑殷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功。想当初，上天建立殷商，也曾为他们派出三百六十名贤德之民。此后，殷商的后代虽然不听从天命，上天也没有立即抛弃消灭他们，一直延续到现在。呜呼！我出于对这方面困难的担心，几乎无时无刻不是忧心忡忡。我们还没有建立天室（即祭祀天神的明堂），又尚未确定天保（即顺从天意的都城，亦即在洛邑建都），如何能够安心睡得着呢？”武王又道：“姬旦!我希望可以得到上天的明命，建立顺从天意的都城，在新的都城建立明堂，以举行祭祀大典。记住那些我们厌恶的殷商臣民，对他们的专政统治要像对待商纣王一样残酷无情。我们还要日夜操劳，以安定我们西方的大本营。我希望能够彻底征服天下，趁现在君德正明的时候。”姬旦闻言哭泣，泪水滴落在衣服上，悲伤得不能答话。
武王想让姬旦承继王位。武王说：“姬旦！你是我贤明通达的弟弟，我有使命要交给你。你素来勤于政务，摆上桌的饭菜也经常无暇进食，更何况说是照顾家室？上天赋予了我使命，可是神灵给我的寿命已经到期，还来不及让我完成使命。我最近考虑我们的家族成员，你虽然年轻，却具有大智慧。自从我们的祖先流传至今，只有你能够阐发他们的遗德显义，并将他们的期望告知于我。因此我就像农民在田地里耕作时一样，急于想取得收获。我也有施政不完美的地方，使得祖先们的名位不能高升到上帝的位置。你还年轻，可以继承我的心愿，治理好我们的天下，这样我就能安心了。如果心里只是眷恋妻子儿女，那么德行就会赶不上先祖，百姓们也不会体谅我，而我也无法位列于祖先之后。一旦上天不再庇佑，降下疾病灾祸，你一定可以挽救这些危局吧？而今我们兄终弟及，我又何必再去用龟筮占卜？现在就立你继位。”姬旦恐惧，流着泪拱手施礼。
根据这段记载可以得知，第一，虽然灭商已经两年，但殷商的残余势力依然非常强大，以至于周武王为之彻夜失眠，积劳成疾。第二，虽然表面上对已经投降的殷商实施安抚怀柔政策，但周武王心里仍将他们视为是与商纣王一般的仇敌，必须对其实施高压统治和制裁。第三，周武王有意将王位传给周公旦，因为他认为只有周公旦才能处理他身后的危局。而尤其值得我们玩味的，是周公旦的态度。
后世史家受制于“周公辅成王”的思维定式，故要么不相信武王曾经传位给周公，要么认为武王虽有传位之意，但周公惶恐而不敢接受。可是《逸周书》里的记载是“叔旦恐，泣涕共手”，这七个字，写了周公惶恐，写了周公流泪，写了周公拱手施礼，唯独没有写周公拒绝。且从“泣涕共手”这四字看来，周公应该是含着眼泪接受武王传位的。其实，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周以后的事，周公所处的时代是殷商覆灭后两年，社会制度和思想仍是沿袭殷商，而在殷商时期，兄终弟及是非常普遍的，根本不存在后世所谓“叔篡侄位”的道德障碍。譬如商汤去世之后，太子太丁已死，于是就立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去世后，立其弟中壬继位。中壬去世后，立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去世后，立其子沃丁继位。沃丁去世后，立其弟太庚继位。太庚去世后，立其子小甲继位。小甲去世后，立其弟雍己继位。雍己去世后，立其弟太戊继位。总之，自开国的商汤至亡国的商纣，兄终弟及在商王朝出现的频率并不比父死子继少，因而也根本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周武王去世时，其子年龄尚小，根本不具备应对危局的经验和能力，因此，武王打算将王位传给周公，周公含泪从武王手中接过王位，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完全不需要对武王之子（即后来的成王）感到愧疚。如果真有什么人不服气，那也不会是成王，而应该是管叔。
周文王与正妻太姒生了十个儿子，长子伯邑考于文王在时被商纣王烹杀，次子就周武王姬发，三子即管叔姬鲜，四子即周公姬旦，五子即蔡叔姬度。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长子伯邑考死后当由次子姬发继位，而次子姬发死后，就该由三子姬鲜继位，而不是四子姬旦。根据《史记》等书的记载，周武王死后，周公因成王年幼，担心诸侯会背叛周朝，故登天子之位，代成王摄政。结果，管叔等人勾结殷商残余势力发动叛乱，散布周公不利于成王的谣言，史称“三监之乱”，就连开国元老中的太公和召公等也对周公充满怀疑。为此，周公先是与太公和召公坦承心迹，求得二人的信任和理解，接着亲自领兵东征，杀死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然而姚尧以为，周公奉武王之命继位当是事实，管叔等人之言亦非纯属造谣。后人狃于嫡长子继承制的成见，故打心里不愿意承认以周公之贤德居然会有篡位之举。正如今人狃于一夫一妻制的成见，故而在描述古人之贤德时，常想当然地认为其只可能钟爱一位女子，若同时钟爱数位女子，则不免有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薄幸之名。殊不知在古时妻妾并存的制度下，男子同时钟爱数位女子是很正常的。判断男子齐家之德的，是看他能否令妻妾和谐相处，而不在于其妻妾的数量。同样的道理，在弟弟和儿子具有同等继承顺序的殷周之际，判断继承是否合理合法的，就不再是他的身份是弟弟还是儿子，而是他是否有利于天下的长治久安。彼时距离武王灭商不久，各地反抗势力仍在蠢蠢欲动，可谓是危急存亡之秋，非周公之才不足以安邦定国，故武王传位于周公是知人善任，周公继位于武王是当仁不让。只是在管叔看来，若是依父死子继之制，则当由成王继位；若是依兄终弟及之制，则当由自己继位，无论如何轮不到周公。武王立周公当是立贤，然正如《春秋公羊传》中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就算周公贤于管叔，那也应该是立管叔，而不是立周公，因此管叔与周公争夺王位是站得住脚的，此亦为其能获得东方各部落支持的原因所在。且周公是否真的贤于管叔，或许只是周武王这么认为，可至少管叔内心可以不予承认。想来管叔能够获得周武王的任命，负责监督殷商旧地，亦绝非无能庸碌之辈。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事变夺权后，史家为塑造其继位的合法性，遂极力夸赞李世民的贤德，而极力贬损其兄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的无德。至于周公与管、蔡的关系，又焉知不能互相类比？更何况，武王去世得非常突然，当时身边只有周公一人，管、蔡等宗室和太公、召公等重臣皆不在场，周公在这种情况下出来自立为王，又让众宗室重臣如何不疑？是故姚尧猜测，周公虽有武王临终授命，但在当时各种流言怀疑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有所妥协。于是，他以承诺现在只是代行王政，将来还要还政成王为条件，换取了太公、召公等元老重臣的信任和支持，得以专心东征平定了三监之乱。战争结束后，他杀死了武庚和管叔，却只将蔡叔流放，这固然是因为管叔属于首恶，亦未尝不是因为管叔为其兄，在排序上始终居于其长，而蔡叔为其弟，在排序上不会对其构成威胁。东征的胜利后，周公又按照武王遗愿，在伊洛地区大规模营建东都，成为成周。至此，天下逐渐趋于稳定，周公依诺言将王位交还给成王，而成王极力挽留周公不要去自己的封国，而是留在成周辅佐自己治理东都，盖东都位于天下之中，负有统治四方的重任。周公接受任命，遂有周公辅成王之故事。
陈贾说“周公使管叔监商”，这是一项简单的史实认知错误，然孟子在反驳他时没有指出陈贾的史实错误，而是将错就错。按照孟子的说法，周公使管叔监商，是因为尊重兄长而犯下的过失，有其情有可原之处。且周公日后又通过东征，弥补了当年留下的过失。设若孟子指出陈贾的史实错误，则辩论反而会变得异常艰难。盖真正使管叔监商的是武王，武王既是管叔之君，又是管叔之兄，识人不明和用人不当的指责是肯定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管叔叛乱致使天下刀兵再起，而已经病逝的周武王是无法通过自己来弥补这个过失的。可见，辩论绝非简单地陈述罗列事实，而是要像用兵打仗一样讲究战略战术。《孙子兵法》上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同样的道理，辩论也不是对方的每个破绽都要去攻击。如果孟子当即指出“使管叔监商的不是周公，而是武王”，则陈贾立马反问：“武王岂非圣人？然则圣人亦有过与”，那孟子就很难回答了，毕竟在儒家的观念中，周武王的伟大也同样是必须极力维护，不容挑战的。
另，孟子“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之论可谓振聋发聩。作为近臣，陈贾本应劝谏齐宣王吸取上次犯错的经验，以求今后不再犯错，可他全心全意想的却是如何帮助齐宣王文过饰非。齐威王在位时，一方面重用贤才，一方面积极纳谏，遂得以称霸天下。等到齐宣王即位，任用的却是陈贾这种论德不能为君王纠正过失，论才对历史含混不清的弄臣，国势日趋衰弱也就不可避免了。
是岁，齐宣王薨，子王地立。
这一年，齐宣王田辟疆去世，其子田地即位，是为齐湣王。
此处记载有误，齐宣王去世，齐湣王继位发生在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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