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周时期的周公、祭公等王朝重臣，在时王面前常称先王为“我辟”并自称“烬臣”，无论生前身后都自意为先王之臣。从文献与金文中的种种细节来看，当时的王臣确有一种附属初命之王的观念。
这种君臣观念的产生，乃是源于西周实行的“策名委质”制度：臣子一旦经由王的“册命”而建立了“仇匹”关系，便须将身心俱付于所命之王；除非后王进行“申命”，否则其与先王的依附关系并不会因先王去世而改变。
西周的这种“仇匹型君臣关系”，是周人基于宗法制对商代君臣制度进行的重要改造，尤其加强了君主对臣子的统御权。革新后的君臣彝伦，由于特别强调君臣的人身依附关系，遂成为后世极致忠君思想的滥觞。
西周王朝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官僚体系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殷周鼎革后所施行的官僚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但是由于上古渺茫、史料阙如，学界对古代官僚制度以及君臣关系的研究却很少会从西周谈起。
即便是以先秦政治思想为主题的著作，讨论西周时期的君权与臣道，也往往取材于战国诸子与《周礼》等文献的论述，难免会有将今证古之嫌。实际上，充分利用《尚书》《逸周书》等西周文献，再佐以近年层出不穷的彝器铭文，虽不足以完全探悉西周时期政制运转与君臣关系的所有问题，但已经初步具备了认识其大致脉络的基本条件。
囿于体裁的限制，“书”类文献与青铜器铭文等西周史料通常会以记言的形式反映历史。在这种类型的史料中，虽然难以觅得对制度本身的详细描述，但原始对话中所流露出的君臣关系、思想观念以及蕴涵在其中的制度张力，都至为本真，可以据之发掘出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以西周史料中所反映的王臣对初命之王的依附关系为线索，对西周时期有关建立君臣契约的制度进行梳理，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殷周鼎革后西周王朝对君臣彝伦的改造及其对后世忠君思想的影响。
整个西周时期，史有所载且形象丰满的王臣不过周公、召公、祭公、芮良夫、仲山甫、召伯虎等寥寥数人。其中，又以周公与祭公辅政时间长、政治地位高，被公认为是西周高等级王臣的代表。
在绎读相关文献时，隐约感到他们在政治生涯末期均表达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对于自身与先王关系的理解，似可以作为一类现象加以剖析。何休在注《公羊传》时也说：“周公薨，成王以王礼葬之，命鲁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然而仔细推敲，汉人这种以天子礼葬周公的说法乃是为了附会天人感应之说，大概是靠不住的。其实，周初王臣中死后附葬王陵的不止周公一人，《礼记·檀弓》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
《史记集解》引郑玄说：“太公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由此可见，周公、太公皆是由于辅佐周王的功勋而得以附葬周陵，与所谓“天子礼”并无关联。汉人这则误会的产生，除了有为天人感应说张目的主观意图外，还在于忽视了《史记》中成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这句关键的表述。
此论还见于《尚书大传》，作“王乃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明确解释了成王将周公附葬先王，乃是由于不敢以周公为自己的臣子。周公被启用为王臣，当始于武王之时。他受命于武王后，便终其一世自意为武王之臣了。
清华简《金縢》开篇即云，武王之疾迁延有日，周公祝告先王欲以身代之。周公可以代替武王登天服侍先王，其前提条件当然是他们同为先王子孙，但也可能与此时君臣间已经建立了唇齿相依的依附关系有关。
该篇又载武王崩后，周公欲东征平乱，告太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则无以复见于先王。”《鲁世家》对此句有进一步阐释，作“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周公所忧戚的乃是三位先王的功业因此毁于一旦。
令人费解的是，周公所告“先王”中竟没有此时已逝世的武王。如此描述，是否意味着二人的君臣关系并没有因为武王的去世而解除呢？这一问题，可以借由《皇门》中周公的相关表述得到解答。
该篇是周公对群臣的训诫，收入今传《逸周书》中，清华简中也发现了其早期文本公口中的“遗父兄”与“荩臣”等词语，实为理解当时君臣关系的管钥。“遗父兄”，即指先王所遗留下的尚健在的叔父、兄弟。
“荩臣”是周人习语，亦见于《诗经·大雅·文王》：“王之荩臣。”郑笺训“荩”为“进”，谓“今王之进用臣”，朱熹《集传》云：“荩，进也，言其忠爱之笃，进进无已也。”朱熹之后，几皆从之解为“忠臣”。
最近马楠先生将其与《皇门》中的“朕遗父兄及朕荩臣”以及清华简《芮良夫毖》的“凡百君子，及尔荩臣”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认为“荩”为“灰烬”之“烬”字的通假，所谓“烬臣”意即先王之遗臣。
考虑到简本《皇门》此处将“遗父兄”与“烬臣”并称，将其理解为“遗臣”之类无疑是很好的意见。所谓“朕遗父兄及朕烬臣”，就是先王所遗的宗亲与前朝王臣。
可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大诰》的“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文）王若勤哉”一句。此中的“旧人”，即旧事文王、武王之臣，周公认为这些人颇晓文王之德，希望他们能在新君麾下发挥作用。
之所以会有“烬臣”与“旧人”这样的称呼出现，恰恰是由于这些前朝王臣在附属关系上仍然属于先王。实际上，武王陟天之后，周公本人又何尝不是武王未亡的“烬臣”与“旧人”。
他虽多年辅佐继嗣之成王，身死后却须回到毕原附葬初命之先王。《礼记·檀弓上》“周公盖祔”郑玄注：“祔，谓合葬。”孔颖达疏：“周公以来，盖始附葬。”与周公同时的召公与太公等，亦事成、康，但也没有葬在成周或者各自的封地，最终应该都是祔葬于毕的。
这种情况提示我们，王臣与初命之王间的附属关系或许十分牢固，并不会因为先王的死亡而发生改变。秦汉以降流行的臣子附葬、陪祀先皇的制度，其本源盖出于此。
“朕辟”与“我辟”：祭公眼中的昭王如果说周公对武王的心态表达得还比较隐晦，将之理解为依附关系尚有过度诠释之嫌，那么祭公谋父之于昭王的附属关系却由其本人阐释得至为清晰。
祭公谋父的治政思想，除了《国语·周语上》所载劝谏穆王征犬戎外，还集中体现在收入《逸周书》的《祭公》篇中。《祭公》的内容是祭公谋父临终前与周穆王的对话，在清华简发现之前，就是《逸周书》中著作年代争议最少的一篇，“差不多古今学者都认为是西周作品”。
李学勤先生曾通过与金文的比照，指出该篇“是真正的西周文字”。简本公布之后，杜勇先生又通过细致的研究进一步确认《祭公》篇“是西周中晚期史官整理成篇的古文献，其真实性毋庸怀疑”。
该篇所反映的几乎可以说是祭公本人“原汁原味”的思想，对于理解西周时人的君臣理念至为关键。清华简本未经秦火，制作的时代也比较早，可据以校勘传世本的许多讹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谋父朕疾惟不瘳。朕身尚在兹，朕魂在朕辟昭王之所，丧图不知命。”
此事的前情是祭公病重，穆王前来探视，并请求祭公以懿德相告。祭公推说自己虽然“身尚在兹”，魂已在“朕辟昭王之所”，故而无法为穆王谋划政事、洞悉天命。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尚未见简本之时，李学勤先生在他的《祭公谋父及其德论》一文中已然提出祭公此言值得注意，他说：祭公自知病重，认为魂已升天，侍于曾经服事的昭王，可见当时观念，先王在天，而人死后魂与躯体分离。
在其他西周文献中，这个观念没有表露得这样明白。清华简《祭公之顾命》公布之后，夏含夷先生也据简本指出：“祭公说他的魂在他的君昭王的处所，在中国思想史上相当有意思。”两位先生虽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但都没有深究。
在我们看来，祭公此话所体现出的正是本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