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汉纪孝景皇帝六年前年
《资治通鉴》汉纪孝景皇帝匈奴王徐庐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
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庐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九月，戊戌，亚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
匈奴王徐庐等六人投降，皇帝想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降者。丞相周亚夫说：“他们背叛君主投降陛下，您封他们为侯，那您以后凭什么责备不守节操的臣子呢？”
皇帝说：“丞相的意见不可用。”于是把徐庐等人全部封为列侯。周亚夫于是称病。九月，戊戌，周亚夫被免职；任命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任丞相。
一、周亚夫态度有问题
领导提出方案，不是让下属去反对的，而是让下属去补充完善的。相对来说，领导是决策层，下属是执行层，作为下属只能基于领导定下的大方向，正确的做事情，尽量去把事情做完善来，而不是质疑这个方案本身。
真觉得领导的提案有问题，那也是私下里沟通。公开跟领导唱反调，挑战领导权威，质疑领导智商，这就是没摆正位置的体现，吃不到好果子的。到底我是老大，还是你是老大？
特别是像周亚夫这种军队出身的人，有平定七国之乱的巨大功劳，在军中威望巨大，刘启鉴于此，已经把他从太尉调为丞相，让他远离军队，他仍然不知收敛，觉得领导卸磨杀驴。
心怀怨望，跟领导唱反调，这不是周亚夫唯一一次。景帝说想封王皇后的哥哥为侯，周亚夫说“高祖有约：非有功者不得侯”；景帝想废刘荣为临江王，周亚夫又和窦婴一起据理力争。等于是得罪了刘彻。这两个人，卷入废立之争又斗争失败，最后都不得好死。
而周亚夫，景帝更是直接指出：“此鞅鞅，非少主之臣”，然后以周亚夫私买盔甲，想要在地下谋反的蹩脚理由，除掉了这个隐雷，为汉武帝铺路。蹩脚的理由夹杂着刺骨的杀意，结束了周亚夫的生命。
二、周亚夫意见上的错误
此时，大汉和匈奴谁也打不败谁，是僵局状态。这种局势下，善待降臣有利于瓦解敌方斗志，增加我方力量，如果不给降臣优厚的待遇，甚至杀降，那以后谁还投降？项羽就有杀降的毛病，一次杀降终生黑，造成的后果就是以后没有人敢投降，投降亦死，坚守亦死，壮烈而死可乎？
胶着状态下，善于处理降臣、俘虏，有利于瓦解敌方斗志。我党的俘虏政策就是处理降臣和俘虏的最佳范本。合理的处理投降人员，使国军毫无斗志、快速瓦解，使我军势如破竹、如虎添翼。最终达到胜敌而愈强，越打越猛，越打人越多的效果。
至于周亚夫说的，如果封投降势力为侯，以后凭什么责备我方臣子忠义守节的问题，这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乍一看周亚夫说的貌似很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推敲。
周亚夫的错误，在于把匈奴和大汉视为平等的、同样的两股势力。在他的逻辑里，这两股势力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最大的错误，景帝大怒，第一是周亚夫态度太差，第二就是这个问题了，在周亚夫潜意识里，匈奴和大汉没有区别，只是单纯的两个政权，大汉没有优越性。
其实，周亚夫提出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解决的，只需要把匈奴和大汉区别开来即可。这个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可以通过宣传口解决。匈奴和大汉，不仅仅是两个政权，而是代表的两个文明，两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种阶级关系，两种文化。
要解决周亚夫提出的问题，只需要在宣传口树立大汉政权对匈奴政权的优越性即可。谁是更高文明？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谁发表最广泛的利益，谁代表最优秀的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了这些问题，周亚夫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了。
投降者从低端文明走向高级文明，从落后生产力走向先进生产力，从代表少数人的政权走向代表多数人的政权，那就是从邪恶走向正义，从黑暗走向光明，自然值得鼓励。
反之，那就是为邪恶政权卖命，为黑暗势力当爪牙，自然该死。所以说，周亚夫提出的问题是经不起推敲的。
三、周亚夫应该怎么做？
刘启提出的方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周亚夫首先不能公开反对，丞相公然和皇帝唱反调，这是什么氛围？
其次跟领导的意见相左，没有领会领导的思想，就应该私下找机会向领导请教。都没有沟通就冒冒失失的发表反对意见，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士。
再次，就算跟领导沟通以后，仍然不能解决自己的疑惑，也不应该质疑领导的意见，到底谁是领导？以谁的意见为准？而是应该主动的表示自己愚昧，无法领会领导的思想，在这件事上无法在领导定的调子下开展工作，但无论如何支持领导的决定，同时保留个人意见，请领导任用其他人做这项工作。
最后，如果通过和领导的沟通，让领导改变了原来的决定，那也不要沾沾自喜，让领导感受到智商上的不足，而是应该多提观点，引导领导自己思考，让领导自行得出新的结论，符合自己预期的结论，如果做到了以上几条，周亚夫也不至于落得个想在地下谋反的罪名，徒为后人笑。
敖让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