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所谓的“野蛮”，按成语词典中的解释来讲，它是一种粗暴、蛮横的行为，且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与侵略性，与“文明”是相对的。
既然野蛮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那为什么还要创造野蛮成长的环境？
社会关系：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需先弄明白人类与社会的关系。概括性来讲，社会之于人类，即沧海之于大鱼的关系。
一条鱼，不管它的遗传基因有多强大，是蓝鲸也好、是白鲨也好，亦或是传说中的北冥之鲲，它一旦脱离了沧海，最终只有死路一条，更甭谈所谓的成长。
沧海给大鱼以生存、成长的舞台。
而大鱼的成长，则会反过来起到平衡生物链的作用，给沧海以活力，让沧海不至于沦为一潭死水。
归根结底，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
大鱼不能脱离沧海而生存，人类自然也无法在脱离社会环境的情况下而生存。在这个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人类的成长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
那么，适应环境与改变环境，便成了一个人成长环节中无法规避的一个课题。
以史为鉴：
两千多年前，陕西韩城的司马家添了一丁，把司马谈给乐得眉开眼笑。特么地努力这么多年，终于造出了一儿子。
司马谈稍一琢磨，当场就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司马迁。
迁的反义词是谪，喻意很明显。
官场有左迁，民间有乔迁，但不论怎么迁，都是一切向好的意思，即盼望着司马家一代更比一代牛。
司马谈之所以有这种期盼，跟环境有关。
司马家祖上虽然有人做大官，但从司马谈他爹司马喜那一代就开始落没了，变成了普通的小老百姓，要服役。
那种役，比现代的兵役更苦更累，更没人性。
他们要服的役是徭役，就好比曾经被秦始皇抓去修长城的那些人，最后不是累死就是被抽死，甚至连尸骨都被当成石料垒筑在长城中。
早年，他爹司马喜趁着国家政策变动，用四千石糙米换了个“五大夫”的爵位，这才免除了徭役之苦。然而，那并不意味着司马家从此就可以畅享安宁、直奔小康。五大夫这个爵位除了能让人免除徭役之苦以外，连工资都没有，更甭提别的什么好处。
到底该怎么搞才能真正地逆天改命，重塑荣耀？
无数个日夜的苦思冥想，司马谈终于悟了：捷径只有一条——读书！他不仅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大才子，他还计划着把儿子司马迁也拉进奋斗圈。
在司马迁四五岁的时候。
原本应该在院里跟小伙伴一起玩泥巴的小迁迁，被司马谈用皮鞭赶进了书房，并被狠狠地训了一顿：“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哭有用的话，还要才华做什么！”
这一抽就是好多年。
熬到十岁的时候，小迁迁终于熬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文艺小青年，《尚书》、《左传》、《国语》、《易》等各种难啃的历史古书，全部熟记于心。
至于童年是什么玩意儿，他表示：“哥不知道，哥只知道读书真的可以逆天改命。”
因为，不久之后他爹便凭着满腹才华谋了份正儿八经的差事，进京当起了官。只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老爹进京上任时，竟然把他扔在老家当“留守儿童”。享受不到官二代的福利不讲，每天还得帮着家里耕田种地，活脱脱的就一苦哈哈。
好不容易熬到成年。
看看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再掂量掂量满肚子晃荡的才华，司马迁觉得自己也是时候一展男儿抱负了，便给远在京城当官的老爹写了封信：“爹，我都成年了，你叫我读的书也都读完了，啥时候带我进京玩玩啊？”
结果又一次心碎。
老爹给他回信说：“儿砸，为什么野地里的那些野菜，没有人施肥也可以野蛮地生长；而自己地里细心呵护的那些菜，却随时都会死给你看？从老家到京城的路那么远，一路上有那么多的风雨，你还是先出去走走，把筋骨练扎实了再说吧。”
司马迁当时就沉默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第二天便开始了跋山涉水的磨砺。
从北方走到南方后，他站在汨罗江畔感慨万千，当年屈原就是从这个地方跳下去的。好端端的一枚中年大叔居然说跳就跳，到底是社会太过无情，还是人性太过脆弱？
他站在山水前不是在看风景，而是在沉淀自己的心境。
这趟从北到南的漫长旅行，让司马迁彻底蜕变成了一个真男人，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在书海中幻想的旁观者，而是一个满眼风雨沧桑、意志坚定的当局者。
多年以后，他子承父愿，做了太史令。
太史令，相当于现今中央档案馆的馆长，隶属于国务院。这个职位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并没什么实权，因为整天都是跟历史资料打交道。
但司马迁并不觉得自己委屈。
他爹临终时曾无力地说：“我们司马家曾经也是显赫家族，祖上曾为尧舜建功、为秦国立业！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出息，但也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本来想编纂一部史书，好供后人借鉴，可惜我活不了几天了。这件事，你一定要替我办好。”
老爹为了将他培训成材，倾尽了一生智慧。今天老爹行将就木，就这么一点小遗愿，能不答应？司马迁想都不没就点了头。
在司马迁看来，自己编写的不仅仅是历史，而是自己对父亲的一个承诺。
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这样在司马迁笔下冉冉升起。
六年后的一天。
就在司马迁奋笔疾书的时候，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个叫李陵的人，自认将门之后，心高气傲，拒绝给正与匈奴交战的李广利将军护送粮草。并向汉武帝请兵五千，亲自去狙击匈奴，想建功立业。
结果被匈奴的八万大军反杀，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汉武帝知道后大发雷霆。
要知道，一直以来，匈奴都是被汉朝追着打的节奏。大汉帝国的将军，啥时候像现在这样狼狈地投过降？这是大汉帝国的耻辱。
一怒之下，汉武帝想灭了李陵，满朝文武也义愤填膺地跟着声讨。
这个时候，司马迁忍不住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老李这人向来都很讲信义，一颗爱国心真的没什么好怀疑的。人家带着五千人，杀了一万多匈奴兵，也算是很厉害的了。况且他在战场上卖命地打了几十年的仗，怎么能因为一次失败就全盘否定他的功绩。依我看他这次也不是想真心投降，只是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才委曲求全。”
这话听起来是那么回事，但前提是要汉武帝能听得进去才是。
结果李陵还是被全家抄斩，司马迁也因为“多嘴”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被处以腐刑，即把他阉割成一个太监。
对于一个家有妻儿的男人来讲，生命之中，还有什么比割了小丁丁更残酷？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摧残，更是精神上的蹂躏、尊严上的践踏。
那一天，司马迁坐在大牢里闭目痛思，一个人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活着便是无尽的痛苦与折磨，唯有一死，才能一了百了。可当想起自己曾经站在汨罗江畔的感慨、想起父亲临终时的嘱托、想起自己的毕生抱负，他的心又安定了下来。
在狱中继续书写未完成的鸿篇巨著——《史记》，并借此摆脱了牢狱之灾。
纵观司马迁这跌宕起伏的大半生，他是在适应环境还是在改变环境？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界线，因为适应环境只是一种时态，而改变环境则是一种理想。
逆势成长：
当一个人处于绝境中，唯有渴望改变周围的环境，他才能迸发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意志力，继而忍辱负重地去适应眼下的艰苦环境。
如果没有这种永不言弃的理想为基础，那所谓的“适应环境”则毫无半点意义，那不过是一种行尸走肉般的苟活而已，最终将在绝境中消亡。
然而，光有改变环境的理想也是不行的。
因为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身怀理想的人都能在绝境中迸发出不死的意志力，这跟一个人的成长与心境有关。
在司马迁还是小迁迁的时候，司马谈已经开始计划把他鞭策成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艺青年，为后来打下基础。
而到了少年迁阶段，司马谈独自赴京上任，无情地把少年迁扔在老家种地耕田，则进一步让他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
等到成年迁阶段，司马谈放出了最后一个大招，让他到风雨中去磨砺，去体悟“家菜”不如“野菜”顽强的原因。
以至于司马迁后来站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感叹生死。
那无疑是种人生境界的升华。
一个人的境界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一路风雨中，一点一滴慢慢汇聚出来的。如若没有那些成长体悟，那司马迁在遭遇腐刑之后，还能意志坚定地寻求人生转机吗？
或许，他将像他父亲所说的“家菜”一样，分分钟死给你看。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这从来就不是一句戏言，而是现实，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性永远不会变。
真正“野蛮”的东西，也不是站在绝境中逆袭的不屈者，而是这无情的社会。所谓的“文明”与“法则”，不过是人前看得见的一些东西，真正能致人于死地的都是无形力量。虽然我们不会像司马迁一样遭遇腐刑，但这世上能将人逼上绝境的因素有千千万。
社会环境本身就是一座野蛮的酷狱。
人在其中，唯有用比其更野蛮的姿势站起来才能突破窒酷，而这种野蛮的意志力，并不是用细心呵护就可以培养出来。
跌倒了怕伤着，天冷了怕冻着，一顿没吃怕饿着。
各种无微不至的呵护与担忧，许多人常以为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关心；而实事上，那是在毁灭一个孩子的自我生存能力，这更像是在培育一棵豆芽菜。将来有一天，若把这豆芽菜放到窗外去，随便一点风雨就可以令其万劫不复。
归根结底。
所谓的野蛮生长，即把孩子放到风雨中去，让其用自身的意志力去应对环境的变化。唯有这样才能锻炼出一个人的意志力，也只有不屈的意志力方可令人永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