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明义丨春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需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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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偲

导读:作为孔子亲自笔削而非“述而不作”之书,《春秋》在六经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该书是孔子对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一个系统梳理和经典总结(鲁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寄托了孔子拨乱反正的政治理想。全书篇幅不足两万字,却内涵丰富,很成体系,既蕴含精深的义理,具备经的超越性,又贴近政治和生活实践,具备有史的切实性,所谓“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的说法。

正因如此,《春秋》一书广受历代政治家和学者的重视。孔子弟子子夏等推重其对后人正己修身和治国理政的镜鉴功用,提出:“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董仲舒则指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

汉朝自武帝后,尤其重视《春秋》,朝政大政方针往往援引《春秋》大义,如出击匈奴援引经中“纪侯大去其国”中的复仇之说,霍光废除昌邑王援引经中“天王出居于郑”中贬不孝之义。流风之下,汉代诸多官员以经生为幕僚、援引《春秋》入法,以《春秋》断案,即所谓“《春秋》决狱”。

《春秋》这一作用不仅不过时,而且由于当下所处的新战国时代而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一方面,通过对《春秋》的学习,我们可以感受当时人们身上那种似乎有些迂阔却充满了人格魅力的行为,仇牧的不畏强御、荀息的言而有信、国佐战败后的据理力争、宋襄公战争中的不趁人之危,这种士大夫精神或者真正贵族气质,读来仍有很强的感染力,在现代仍是一种十分可贵和值得学习的品质。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仍然是列国并争的时代,这与春秋时代的国际形势有相似之处。

实际上,《春秋》一书中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列国之间的交往和战争的,其中既有齐、晋、楚、吴等大国的兴衰,也有宋、鲁、郑、卫等中等国家的生存智慧,以及莒、纪、邢、邾等小国的成败。关于如何秉持王道、臻于世界大同,《公羊传》中有“怀近柔远”的教益,即从近处着手,善待国人,优遇百姓,在此基础上,“勤远略”、服远人。关于逆境中如何谋生存、求逆转,也有子产的成功案例。

此外,《春秋》精炼准确的笔法也值得学习。孔子仅以“郑伯克段于鄢”六字就将郑庄公丧失为兄之道、处心积虑陷害弟弟,以及共叔段的飞扬跋扈,刻画得非常传神。实际上,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实也不过是司马迁试图仿效《春秋》的一个成果。

一言以蔽之,历史上,《春秋》曾经成就了关公、杜预等杰出人物。在新方国时代,面对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春秋》将有助于我们汲取经验、保持定力,进而有可能成就能够力挽狂澜新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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