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然好用酷吏，天下苦之久矣，司马迁亦曾身受其害。《史记》中有“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前者记述的都是先秦贤者，后者都是当代之人，对比之意、好恶之情不言而明。
“循吏列传”开篇即云“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为全篇主旨。后人又称“循吏列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可谓得之矣。
孙叔敖为楚国隐士，孟子曰“孙叔敖举于海”，为官三月而为国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称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民生安居乐业而无疾苦。有老父进言说，为官之道，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孙叔敖再拜受教。
楚庄王以为楚钱轻，下令改小钱为大钱，百姓不便，市场骚动，孙叔敖闻后向楚王进谏，楚王采纳其建议，改回旧币，市场在三天之内就恢复了原状。楚国俗好低车，楚王以为不变，欲下令改俗。孙叔敖说，只需要求增高门槛，低车不能过，乘车人皆君子，不能因经过高门槛就屡屡下车，自然会高改其车，半年之后，楚国的车果然都改高了。
孙叔敖为政善于因势利导，不用法令而百姓自然顺从教化，四方之人望之效法。史称孙叔敖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如孙叔敖者，可谓圣人矣。孙叔敖死后，其家甚贫，见后文“滑稽列传”。诗曰：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不见孙叔敖，其子行负薪。
子产是郑国大夫，郑昭君信用自己宠信的徐挚为相，国政混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郑昭君于是改任子产为相。子产执政第一年，年轻人不复戏狎，老人不再负重，幼童不再下田劳作。第二年，市场公买公卖。第三年，郑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第四年，田里劳作之人晚上回家不必把农具带走。第五年，国家无事，民无兵役，丧葬尽礼。子产治郑国二十六年而死，举国皆哭曰：子产既死，民将安归。
诗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又诗曰：相郑称遗爱，云亡感圣人。养民殊夏日，出涕比祥麟。故国多乔木，虚堂若有神。褰裳病徒涉，岁暮客愁新。
公仪休以博士为鲁国相，奉法循理，不与民争利，称受大者不得取小。公仪休喜欢吃鱼，有客送鱼上门，被他拒绝。客问其故，公仪休说，我为鲁相，俸禄足以买鱼自给，若因收受礼物而被罢免，以后也不会有人赠鱼给我，因此不收。公仪休不让家里种菜织布，因其与民争利，官员这样做会断送百姓种菜和织妇织布的销路。后人有诗曰：园中岂无葵，相公奈何饥。相君即无衣，不爱室中机。
石奢在楚昭王时为国相，为人刚正廉洁，既不阿附也不畏难趋避。石奢出行，道有杀人者，追捕时发现凶犯正是其父。石奢遂纵其父，归来之后将自己囚禁，然后派人向昭王请罪。石奢说，杀人者是我的父亲，我如果抓他抵罪就是不孝，但置法度于不顾就是对国家不忠，因此我只能以死谢罪。楚昭王赦免其罪，石奢说，赦免我的罪责是大王的恩惠，有罪当死是为臣的职责，于是刎颈而死。
诗曰：大本忠与孝，大伦君与亲。君亲本一致，忠孝非两人。于惟先哲王，见道亦以真。大书忠孝字，训饬何谆谆。
晋文公时有狱官李离，听察案情有误而致人枉死，发觉后就囚禁自己并定为死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回答说，我为长官，没把高位让给下属；我俸禄多，也没把好处分给下级。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致人枉死，怎能将罪责推诿下级。晋文公说，如此说来，我也有罪啊。李离说，法律有条文，失刑则刑，失死则死，您任命我为察狱之臣，论罪当死。于是伏剑自杀。
司马迁在评价以上四相一狱官时说：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诗曰：王化由来起一同，尽由守宰致平隆。坐移风俗为能政，勤抚生灵是至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