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古至今，古今中外的许多的中外学者，在学习、研究《史记》文本的过程中，从史学、文学、哲学等多角度对《史记》编纂体例、实录精神、《史记》人物、文章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有了许多众多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
在对《史记》编纂体例的评价方面，唐代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刘知己，是较早的使用史学理论评价《史记》体例的大学者。他在《史通·二体》中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作者将《史记》与《春秋》相提并论，而刘知几对《春秋》可谓推崇备至，可见他对于《史记》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他又批评《史记》体例的缺点是记事分散、重复。而对司马迁的这一批评，也引起此后对刘知几这一看法的评论。
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也对《史记》进行过评价。他指出：《史记》“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揭示出《史记》体例的价值在于沟通天人、贯通古今，体现出历史的内在联系与演变发展，显示他具有开阔的史学视野。“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对《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巨大作用予以了肯定，指出《史记》的巨大影响。
清代考据学兴盛，对《史记》等史学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