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走过了年，而学界对于包括到底是谁打响“第一枪”在内的一些问题，其说不一，当事人的回忆也莫衷一是，史籍记述更是多有歧义。就连辛亥首义亲历者、当年的名笔蔡寄鸥在写作《鄂州血史》时，也发出了歧路亡羊的感慨。这些问题，虽然为后来史家的著述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但也为有志探究者，平添了几分乐趣。
裴高才于武汉大学拜访冯天瑜（右）冯天瑜先生会同贺觉非先生自年首次推出《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后，21世纪二十年间，又三易其稿，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三个版本的辛亥“史记”——《辛亥首义史》，该书在把握辛亥首义的基本走势的同时，对切关宏旨的历史细节，于钩沉史料间用心辨析，以求去伪存真。对武昌首义史实考订有数十处之多，这里仅分享几例实证分析。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09首先，《辛亥首义史》从史学的角度，考订了“第一枪”的原生态。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法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以下简称“工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打响。此说有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相关论述为“权威根据”，并得到熊秉坤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年代多篇回忆录佐证，因而各种辛亥革命史论著均依此说。然而，冯天瑜先生通过长期的研究，却发现此说情形颇有可疑之处。该书遂将此事作为考据学的一个案例，采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仔细推演两个源头史料记载（作者称为“兄弟证”）及熊秉坤本人前后记载的不同，进行专题考证。
冯天瑜辛亥革命百年巨献《辛亥首义史》笔者在执笔《辛亥首义百人传》之“第一枪”期间，在认真拜读冯老师的多个版本的《辛亥首义史》同时，又前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档案馆等处，认真查证了武昌首义当事人回忆录原件与史料汇编。发现熊秉坤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所提供的四份材料，关于工八营发难过程的记述完全一致：金兆龙与排长扭打，程正瀛开枪击毙陶启胜，此即10月10日傍晚打响的“笫一枪”。
左起裴高才、萧致治、涂文学左起裴高才、萧致治、涂文学在江汉大学《辛亥首义百人传》研讨会上
为了以当事人的原始档案印证冯先生的论点，在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保管部主任蔡路武先生的帮助下，笔者终于一睹了蔡济民、李白贞与熊秉坤等辛亥革命志士的手迹。其中，熊氏亲笔所书手稿《熊秉坤传略》，就没有发现其打响“第一枪”的记述。另外，工八营发难现场见证人朱思武，于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经过，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本人早年的文字记载完全吻合。
裴高才主创辛亥首义人物传系列之一从史源学角度论之，熊秉坤撰于早年的材料真实可靠，又有工八营发难参与者朱思武当时的陈述与之相佐证，故应当肯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共进会员、士兵程定国（正瀛）而不是熊秉坤。诚然，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虽非由其打响第一枪，然而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的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彪炳千秋之功臣。
受冯先生《辛亥首义史》的启发，笔者在《辛亥首义百人传》中这样定位：在熊秉坤的领导下，程定国（正瀛）打响了工程营的“第一枪”。同时，笔者又从台北《湖北文献》杂志，查证到武昌首义志士邵百昌以目击者的身份在《辛亥武昌首义之前因后果及其作战经过》回忆，工八营打响的前四枪分别是：第一枪、第二枪程正瀛；第三枪熊秉坤（发令枪）；第四枪吕中秋一箭双雕（射杀队官与司务长）。笔者撰述的《回归辛亥首义的真实面貌》一文，收入华文出版社的《百年探得复兴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