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兀儿史记》中的错与对，得与失
引言
屠寄在史学方法上崇尚实证，晚年归纳出“目治者可信，耳治者未能全信”的史料审理标准，是他史学方法的概括。他强调所见的可靠性，认为所闻乃至所传闻都不尽可靠，有待于实地考察和地下发掘的证明。
从而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这种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属于资产阶级史学的范畴，与王国维“两重证据法”先后辉映。屠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形成，首先与他由地理学转向治史学的特殊经历有关。
光绪年间屠寄先主修广东舆地图，后又任黑龙江舆地图局总办，主持舆图绘纂。他重视“实地测量”，测绘人员必须算学、几何学合格方可任。历数年“河山跋涉，不避风雪，穷荒探险，往往数百里不睹人烟，虽幽林邃谷，绝闻危慝，苟可攀援，靡弗躬历”。
明修《元史》和后世史家改写续作者如《元史续编》、《元史新编》、《元书》、《新元史》等，大多以元朝历史为记载、研究的对象。在这些著作中，贯穿着一条封建正统主义史学的脉络。魏源与他们稍有区别，以元史研究作为其经世致用的手段，抒发其爱国主义的情感，但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史学，不可能摆脱其史学的封建主义属性。
屠寄则不然，他以一个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面貌，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出发，独树一帜，把蒙古族和元史作为研究和叙述的中心。在编纂学上，综合专史和通史的优点，运用纪传体通史体例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蒙古族专史，显示出其卓越的史识与史才。
除曾廉《元书》外，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所引资料，常涉及上述诸史地学家的著作，时而赞同，时而纠缪，时而存异，唯对曾廉之书不屑一顾。另外考证中对图理琛《异域录》、徐继畲《瀛环志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史地著作亦较重视。在叙述日本与元朝关系时还参阅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蒙兀儿史记》虽然初刻五十四卷本行世是年，早于柯劭忞铅字排印稿本及年徐氏退耕堂本《新元史》的问世，但屠寄随著随刻，至年逝世尚未完稿，其定本二十八册一百六十卷本刊行于年。
《蒙兀儿史记》多处指出了柯劭忞《新元史》的史料错误。所以，不论从刊行时间还是从内容、成就看来，忽略了屠寄《蒙兀儿史记》的作用，而认为柯劭忞《新元史》是近代蒙元史学的集大成者，是不妥当的。
近代地理学崇尚的学风影响了屠寄后来的史学研究。在游宦或家居时，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从事实地考察，将所调查的材料用以证史。他在黑龙江期间，经“内蒙十有七旗”，南归时，曾考察金代为防御蒙古而筑的西北、西南路边堡残垣，从而注释元史疑难地名。
如“古栅”：“金源西南路边遗迹也，今日尚有迹可录，在多伦诺尔西南”，他亲见高二、三尺不等。为能“目治”古迹，他旅途常常风餐露宿，臂挽马缰而卧。这种严肃刻苦的治学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在记载蒙古统治者屠江南暴行时，又参用了对家乡常州十八家村庄仔细调查所得材料，如言“东门内有土丘，高二丈许，占地可达三亩，掘之，其下悉枯骨，当时积尸之京观也。城南树炮之垒，濒运渠右，至今尚高与城齐，过其地者犹可想见六百年前州人城守之坚，北军炮火攻之剧焉。”
有关前人的记载，凡目击者，他深信不疑。如在考证成吉思汗葬地时，对徐霆在《黑鞑事略疏》中所言亲见铁木真生于此，故葬于此的说法，他认为：“彭大雅、徐霆奉使和林，当宋理宗嘉熙间时蒙古太宗在位，上距成吉思汗之葬不过十余年，斩新大事，赫然目击，本无可疑。
所可疑者，虽葬于此，未必果生于此耳成吉思汗生于距斡难河洲上十四里之迭里温索勒答黑，确不在客鲁伦河侧葬地。前者“目治”，后者耳治，目治者可信，耳治者未能全信，此则徐氏立言之本意。”屠寄依据这个标准去审理史料，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可靠。相反，对于未经实地考察，徒据文献史料撰写《元史新编》的魏源，则批评说：“魏氏身未出长城一步，其所斗订，不外旧籍”，对此深表遗憾。
屠寄史学方法的形成，还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影响有关。一方面，屠寄从事蒙元史研究，接触了大量国外蒙元史地著作；另方面，近代不少西方资产阶级游历家相继来到中国，对西北边疆进行探险和考察。他们的实证主义倾向对屠寄治史有所影响。
当然这种过于强调“目治”即直接经验的作用，而忽视了史料中的其他因素，实质上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也不可因此而忽略这种方法的合理性部分。屠寄所以在研究蒙元历史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这种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屠寄在考证中比较娴熟地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凡立一结论，必归纳众说而成；凡驳正一说，不仅参引大量可靠史料作为论据，而且善于从对方的论述中找出逻辑错误，从而加以反驳。如在考证成吉思汗陵墓时，他成功地运用排比这一形式逻辑基本规律，指出张蔚西文论据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从而否定了张氏的结论。
他说：“蔚西非固笃信《源流》者，余请复述《源流》以破其说。《源流》不云乎，至所卜久安之地，因不能请出金身，遂造长陵，于彼处立白屋八间，夫金身既下葬长陵，遗骸安得在石匣？遗骸若本在石匣，又何必虚造长陵？《源流》所记是，则特尔罕所言非；特尔罕所言是，则《源流》所记非。按之名学，理不并存。必无一非，而求两是，将毋发掘长陵，请出金身。诚若是，《源流》及特尔罕，两说始可互通。否则石匣残骸，定是假托。遗骸既假，陵亦非真。”
此外，屠寄对清代以来历史、地理学者惯用的对音方法也很重视。运用对音法治蒙元历史，特别在考证地名、人名的异译之时，往往有可喜的发现。如《元秘史》中阿鲁、马鲁、马塔撒里三种人，洪钧、李文田和日人那珂通世均不得其解。而屠寄运用对音方法，“经六七年，始得确解”。
阿鲁即《唐书》所谓亚俱罗，是大食之别称；马鲁的异译；马塔撒里，疑是南印度马撒塔里人种之倒误。但是，由于古音演变未易难定，近音通转又极灵活，加上对音必须有广泛的外语基础，所以对音方法有其局限性，容易陷入穿凿附会。
屠寄蒙语不精，往往因译音不确而影响对音考证的准确性。蒙元史著作有自己的译音系统，《元史》及魏源、洪钧、柯劭忞等人本《亲征录》，屠寄认为“秘史译音代字最审正”，而采用《元秘史》系统，故察合台作察阿歹，贵由作古余克等，这是无可指责，但他由于对古语音规律缺乏认识，随意创新译名，如书中名“蒙兀儿”的译法，在《新唐书》“蒙兀”二字后加儿，这在元代是不能有的译法，是不科学的。
蒙元史研究本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领域，受到时代的材料、方法上的局限，在体例和史料上难免出现讹误和不足。全书采用封建史学视为正统的纪传体裁，虽说是民族专史，但基本上还是按照帝王世系编排，并遵从所谓“未逾年之君不足立纪”的春秋书法原则，与魏源的处理相似。再则《蒙兀儿史记》是不完全的纪传体，志书仅地理一卷，食货、河渠、刑法诸志概付缺如，偏重政治军事的记载而轻视经济、科技、文化史料的搜集。
结语
在史料考证上亦有不足。《世纪》中尽管对蒙古族源流考释得较为详细，然在同卷中竟赞同《蒙古源流》中“吐蕃与蒙古实为同类”之说。书中有些考证缺乏证据，反将正确改为错误，如《地理志》中将《元史》所说：“谦河注于昂可刺河”，毫无根据地改成“昂可刺河会于谦”，以求“与今图密合”，结果贻误后人。
《蒙古秘史》中“烧饭”一词，本是辽、金时祭祀死者的仪式，引申为“送死”之意。屠寄不解其故，则错误地以蒙古俗旅行辄掘新灶不用旧灶为解释。屠氏自言“从事关东五年，往来蒙兀儿地数四”，“一山一水皆知其古地新名”，但在《耶律留哥、蒲鲜万奴列传》中，都错误地将耶律留哥割据政权建都隆安误作“都广宁”。
另外，类似将丞相孛罗误认为马可波罗，将大真误认为女真，将合失误为窝阔台长子，诸如此类的史料失误还很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史书的史料价值。但是，《蒙兀儿史记》，仍不失为改写元史的著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部，对后世研究蒙元历史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