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和《史记》最大的区别，是《竹书纪年》把中国古代从三皇五帝到魏襄王时期的历史，写成一部战争史、杀戮史。包括尧舜禹的部落首领的帝位更迭，都说成是杀戮的结果。尧、舜老了以后，都被更加年轻力壮的舜、禹驱逐乃至杀戮。夏朝及商朝初年，都是一种强权杀戮的结果。伊尹这样贤明的宰相是没有的，西周初年“共和行政”这样的事情也是没有的。总之，《竹书纪年》，完全是按照丛林法则在记载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强者战胜弱者，都是适者生存，不适者遭淘汰。《史记》的记载，当然也有杀戮，也有适者生存，也在讲丛林法则。但是，《史记》讲到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也是有很多温暖的美好的瞬间的。比如尧舜禹时期，并不是一种丛林法则，而是禅让制。尧、舜在年老了以后，就把帝位传给更加年轻力壮的舜、禹。伊尹不是一个杀戮者，不是一个权臣，而是一个贤明的宰相。周朝初年的时候，为了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出现过周公召公共同辅政这样一种民主与共和的形式。（周公辅政）那么，《竹书纪年》和《史记》相比，所记载的历史，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关于这一点，不少人认为，《竹书纪年》所记载的，比《史记》真实。原因在于：一是《竹书纪年》出现得比《史记》出现得早。《竹书纪年》记载的历史，没有经过焚书坑儒以及秦末战火，因此能够保持历史的原貌。《史记》是在经历了焚书坑儒和秦末战火的，因此史料的来源相当有限。就准确性来说，《竹书纪年》的准确性，显然比《史记》更高。二是《竹书纪年》讲到的丛林法则，似乎更符合人类历史的真实情况。比如“尧舜禅让”这件事，就显得很突兀。“尧舜禅让”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是按照丛林法则进行部落首领的更替的。“尧舜禅让”之后的夏朝，又是按照丛林法则来争夺权力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在尧舜时期，会出现禅让的现象呢？所以，这些人得出结论，《竹书纪年》记载的内容，比《史记》记载的内容更真实一些。（尧舜禅让）不过，我认为，虽然上面讲的话有一定道理，但其实也经不住推敲。为什么说经不住推敲呢？比如第一点，认为《竹书纪年》比《史记》出现的年代更早一点，就会更真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史记》，他们所记载的尧舜时期，夏朝、商朝、周朝的初年，其实离记载这两本历史，都已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乃至几千年。这么漫长的历史，尤其是早期没有文字记载，因而只能凭借人们的一种口口相传。既然是口口相传，其真实性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呢？如果说《史记》出现在秦末战火之后。但实际上《史记》和《竹书纪年》的内容，绝大多数是相同的，只有非常少的部分不一样。这说明，实际上《史记》在记载的时候，其实是有详细史料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再比如第二点，其实也说不过去。“尧舜禅让”是出现在一个特殊时期，由于物质财物不丰富，同时部落受到非常多的威胁。因此，如果不找一个强有力的部落首领，部落是绝对不能生存下来的。因此，从保护部落出发，“尧舜禅让”才不得不出现。而当物质财富丰富起来，出现了奴隶及奴隶主贵族以后，就不需要“禅让”的方式，杀伐争斗就开始了。（战国纷争）那么，说了半天，《史记》和《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内容，哪个更真实呢？我认为，其实两者都差不多，可以说都是真实的。为什么说都是真实的呢？因为当时很多内容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在传的过程中，传话人总会根据自己身处的语境进行不同的记载。比如《竹书纪年》所处的语境，是在战乱最厉害的战国时期。这样一个时期，肯定主题就是适者生存。谁要是拳头更硬，谁就能活下来。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口口相传的内容，就肯定都是丛林法则。但是《史记》所处的语境不一样。那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因此，那时候需要特别讲究辞让。所以“尧舜禅让”这样的表达，才会在口口相传中出现。因此，记载历史的司马迁，才会记成那个样子。我想，这就是这两本书出现的真实情况吧。（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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