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哲学起源，认为生命循环是没有尽头的，我们的生老病死，世间万物的兴衰荣辱不过都是“道”的往返。在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潮之中，我们的老祖宗，并不认为时间是个单独的存在，甚至在古早的时候，连时间一去不复回的概念都没有，逝去的只是我们的个体，而苍天万物则是永恒。没有时间观，落实到世俗之中就是对时间的线性发展没有概念，也不在乎。在我们的文化潜意识中，世界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不过是到这世上走一遭，活一回，很久以前和很久以后的世界并没有什么两样，史前和未来对于大道而言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为什么佛教的轮回理论和道教的下一世投胎理论最为契合中国人想法的原因——当然，他们其实也是入乡随俗，为了契合中国古人心态，为了传教（弘法），对自己的宗教理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之谓“入世”。因为不同于西方人对时间的理解，中国古人的纪年方式有自己的特色。既然时间不是单独的存在，那么我们要如何记住呢？当然是以发生的那些大历史事件（众所周知）来作为相对应的标志。而这些事件连续不断地发生，就好像改年号——这也是大事——通过一些大事的发生来循环变化年号，方便我们记忆时间和发生的事情。我们一听那个年号，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在秦汉以前的纪年方式有两种。太岁纪年法一种就是星历。以木星运转规律来参照的“太岁纪年法”。木星公转一周大致是十二个月，再配以十个“岁阳”，形成六十个“单元”，并分别命名（星纪、玄枵、诹訾、降娄……），用以作为年份的名称，此为纪年。这套方法是以六十年一循环的，因此每六十年就把原来的名词按次序再来一遍。可是这六十个名词彼此之间看不出关系，实在是太难记忆和核对了，彼此之间的顺序非专业星相、历法家无法弄清，这就失去了纪年的意义，毕竟纪年是为了让大家都明白时日。岁星由西向东的运行，和人们所熟悉的十二辰的方向正好相反，所以岁星纪年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起来很不方便。为此，古代的天文学家便设想出一个假岁星叫“太岁”，让它和真岁星背道而驰，这样就和十二辰的方向顺序相一致，并用它来纪年。那么用十二地支和十个“岁阳”（天干）两两相配，既简单好记，又有规律，而且依然是六十年一个轮回，我们称之为“一甲子”——第一个就是天干“甲”与“子”相配，算是一个轮回的开始。六十年对于寿命不高的古人来说，把自己这辈子干的事年份记住，是绰绰有余的。不过史官们在修史书的时候，几百年一转眼就过去，六十年对于历史来说，不过是一瞬间，而甲子纪年在史书中不断重复，势必也会造成时间概念的混淆，那么怎么办呢？王号纪年法聪明的古人就想出了另外一种纪年方法——王号纪年。如周朝历史就以天子周文王、周武王多少年来记载。诸侯国记录本国历史，则以本国国君为起点来记录，如鲁庄公多少年，这样就非常方便。当然出于对中央王廷的尊重，使用周王某年来纪年的情况也有。从《春秋》、《战国策》等典籍来看，人们日常交谈中，涉及到历史时间问题的时候，还往往配以当时的历史大事件来强调说明。比如某年的大地震，某年的大洪水，某年的彗星贯日。如“鲁某公某年，彗星贯日次年”。这种历史事件的添加无非就是为了更准确地确定时间节点。在早期的纪年方式中，大多是这两种方式，并且配合历史大事件。我们在阅读这些古籍的时候，有时候就需要自行对照，或者参照最流行的思维导图，订正书上这个年份在线性公元纪年法上的时间。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这个二十六年，因为是秦始皇本纪，那自然是从嬴政出生算起，也就是公元前年之后的二十六年，即前年。这一年，齐王建终于清醒过来，与秦断交，屯兵国界之西，但是为时已晚，王贲从燕国南部（二十五年灭燕）攻入齐国，统一六国。年号纪年法到了汉朝，干支纪年法被普遍采用。那么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可能就会使用“庚子”年之类的说法了，这种纪年法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国初，如我们熟知的“戊戌六君子”，“戊戌”就是纪年，“戊戌变法”即指在年“戊戌年”历时天失败的维新变法。而在这种纪年法被大幅采用的同时，汉代还增加了一种用“年号”来纪年的方法。这实际上就是为某一年取个名字，然后再为这一年之后的时间进行编号。那么为什么要取年号呢？实际上还是对历史重大事件或者天地异象进行记录，也就是前面的王号纪年加上重大事件的混合体。比如公元年，李亨退位，让位于太子李隆基。这是大事，自然要记录，所以改元为“先天”，所以这一年就是“先天元年”，而年就是“先天二年”。而在这一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李隆基除掉了干政势力，赐死了太平公主，真正掌握了皇权。这一天对于大唐李家来说，殊为不易，在皇家看来是开启了武周之后的新纪元。所以公元年又被定为“开元元年”，同样也是“先天二年”，我们看到这个年号，就知道这是唐玄宗李隆基真正掌握实权，开启“开元盛世”的第一年。年号纪年法就已经接近我们如今使用的公元纪年法，有了线性时间发展的味道在里面。但是不同于如今的地方在于，这个年号是会变的，也就是说虽然在年号内是线性的，但是在历史上还是一个个年号的循环。在古人心中这是认可的，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开始。如今还在使用年号纪年法的国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去年改年号“令和”，今年就是“令和二年”。国号纪年法这种方法从秦始皇就开始了。“秦始皇”，就是秦朝第一代，“秦二世”，就是秦朝第二代，其实这是一种类似于公元纪年的完全线性纪年法，可惜秦二世不争气，没有把嬴政设想的铁桶江山千秋万代地传承下来。假如秦朝一直传承下来，那我们的纪年法方可能就和西历线性纪年法是一样的。比如今天，就是“秦始皇二千二百四十一年”，是年，新冠病毒猖獗。不过这只是一种假设，随着秦王朝的终结，新王朝的建立，每个王朝都不认可前朝，所以这种国号纪年法非常小众，并不被普遍认可。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个省份，在用这种纪年法，如“民国某某年”。上面这些纪年法，都是我们祖先使用过的，但是相对于西历的以公元为原点的纯线性纪年法，虽然各有特点，但西历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我们在上溯历史的时候，要标称朝代、年号、编年，如“清康熙十二年”，我们能大概知道这是康熙登基后十二年，如果熟知历史的话，还会知道这一年，吴三桂起兵，三藩之乱爆发。西历纪年法可是这到底是是哪一年呢？我们还需要查验，才知道这是年，八年后吴三桂兵败。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们在读史书的时候必须要把脑筋转一个弯。如果不转这个弯，我们很难清楚康熙十二年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转换成线性的年，那么自然就知道，这也不过三百多年前的事情嘛。研究历史，其实就是寻找古今的变化和规律，那么这种对时代的线性认知就非常重要。其实西历在明朝就已经传入我国，但是直到民国才作为国号纪年法的补充方法。新中国建立之后，直接采用西历纪年法，以固有的农历来辅助。我们也要清楚一点，农历也不是线性纪年，而是循环纪年。因此，并不存在“年四月初八”（今天）的说法，而应该说“庚子年四月初八”，或者就是“年四月三十日”。同时，西历还有比咱们使用的循环历法要好的一点，那就是可以预见未来。这个预见未来，是指可以固定目标，比如说“年，我们要完成全民富裕的目标”，那么我们就知道只有五年了，我们要努力干。而如果使用日本现在还在用的年号纪年法，那么在到了那一天，这个年号是否还存在呢？无疑也会造成记录历史的麻烦。既简洁、又明了、还可以线性延伸，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使用西历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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