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命子迁》是司马谈的家训。司马谈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为什么呢？
司马谈（约前年-前年）是西汉史学家，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向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向易学家杨何学习《周易》，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钻研。学习这些知识，为他以后担任太史令打下了坚实基础。司马谈早年立志撰写一部通史，他在任太史令时接触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广泛涉猎了各种资料。武帝元封元年（前年)，他随同汉武帝赴泰山封禅，途中身染重病，不久就去世了。在弥留之际，他对赶来探望的儿子司马迁谆谆嘱咐，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志，完成史书的写作。这就是《命子迁》的由来。那么，司马谈究竟在这部家训中说了什么？从中可以看出他什么样的官品与官德？让我们掀开尘封的历史，走进这部家训：“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部家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的虞朝和夏代便显扬了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难道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要继续做太史，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
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因病不能随行，这就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著述的愿望。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使父母显耀，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都在称道周公，说他能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召公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周文王之父）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族始祖）。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都以此作为准则。自春秋末期孔子作《春秋》辍笔以来，到现在已经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对这些人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谈的谆谆教诲、情真意切。他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并认为这就是“大孝”。他说自孔子死后的余年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记录品鉴的职责，内心感到十分惶惧不安，所以他期待儿子司马迁能完成他的未竟大业。从这篇《命子迁》，可以看到司马谈的两大品行：第一，忠诚于国家的史学事业。司马谈学富五车，所以他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时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个职位是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因此,司马谈对武帝感恩戴德又尽职尽责。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了上面那些话。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安慰父亲说：儿子虽然缺乏才能，但一定会尽心尽力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所要完成的父亲的遗愿，就是写作《史记》。他决意要使这部史书能够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3年后，司马迁果然担任了太史令，他利用国家的藏书，开始撰写《史记》。可是不久，李陵事件发生了。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李陵是因为寡不敌众而战败投降的，这触怒了汉武帝，他被投进了监狱。因没钱赎罪，他被判处了残酷的“腐刑”。受刑之后，司马迁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剧烈痛苦，曾打算自杀。可是一想到父亲的遗愿，想到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他就觉得自己不能死，《史记》在等待他去完成。如果死去，修史中断，“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矣。”于是他鼓起勇气，拿起笔来，夜以继日地继续写作《史记》。公元前91年，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来各代的史书，大都模仿《史记》的体裁。在文学上，它的成就和影响也很大。《史记》所载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也成为许多文学家揣摩效法的榜样。司马谈虽然未能动手撰写通史，但为《史记》的撰写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确立了部分论点。《史记》中的《刺客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等多篇的“赞语”，司马迁就是直接引用了父亲司马谈的原文。第二，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司马谈不仅是一位饱学之士，关心现实政治，对自己的史学事业十分忠诚，而且很重视对儿子司马迁的教育。司马迁在父亲的教导下从小就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为了让儿子能继承自己的史学事业，司马谈让司马迁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孔安国、董仲舒等人学习古代历史文献。但是当时还没发明印刷术和纸张，书籍本来就少，又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仅留下的一些断简残篇，不但记载简略，而且不少事例还互相矛盾、真假难辨。司马谈就鼓励年轻的司马迁亲自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各地的地理真貌和风土人情，观瞻历史遗迹，搜集书本上没有记载的逸闻轶事。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当时司马迁20岁，按照儒家的教诲，“父母在，不远游”，到远方旅行属于“不孝”的行为。古代交通又很不便利，孤身外出，危险很多。司马谈不但鼓励儿子远游，而且详细告诉他一路上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可能的线索，怎样才能搜集到可靠的材料。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南阳，到江陵，然后渡江南下，到汨罗江边，凭吊诗人屈原的葬身之处。然后他又来到九嶷山，瞻仰了舜的葬身之地。再到庐山，考察大禹治水的遗迹。他到会稽，访禹穴，了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到姑苏拜访伍子胥的神祠。他过长江，到江阴，收集韩信的故事。到曲阜，了解孔子的生平。他也看了刘邦的家乡沛县和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司马迁花了两三年，走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后来撰写皇皇巨著《史记》搜集了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当时的旅行条件非常困难，年轻的司马迁在万里跋涉中得到的磨炼，对他后来能够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巨大坎坷，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司马谈对司马迁的教育，除了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儿子之外，主要是激励儿子的事业心和为他提供“行万里路”的机会，这是最难得的，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资料，使他笔下的许多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司马迁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求实精神，使他能够打破许多陈腐僵化的观念，敢于为陈胜、吴广立传，把他们放到和封建帝王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成大事业者而不遭遇挫折，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如果司马谈只让他的儿子有书本知识的储备，怕他年纪轻轻出门受苦，临终前没有再三叮嘱，司马迁也许不可能在那样的屈辱中坚持活下去；他也许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史记》也不一定能够写成；即便写成了，也未必能写得那么好。司马迁不负父亲的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名垂青史。司马谈教子，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传为千古佳话。真可谓，没有《命子迁》就没有后来司马迁的千古绝唱《史记》！本文作者：王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平“语”近人》思想解读嘉宾。
本文原载于《中国政协报》年2月22日第10版（国学·深度），原标题为《〈命子迁〉：没有它就没有〈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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