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公,秦国史上一位十分有为的国君。他在父亲襄公突然离世后接下了重任,不仅最终实现了父亲收复周朝岐丰之地的遗愿,还主动归还岐山以东的土地给王室,获得天子的信赖。当然,文公并不是傻傻地将岐丰之地归还朝廷那么简单,他早已把这些地方上最有价值的周朝百姓迁往了自己的领地,上交的只是被戎人祸害已久,显然没有太多利用价值,贫瘠的土地而已。此后,文公暂时停下了秦国东进的脚步,开始设立刑罚、营建平阳城,专心搞起了内政。
一代贤君秦文公继位时的场景因此,在讲过秦文公“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即建平阳城)之后,由于他们踏踏实实发展着本国生产力,没再生出什么大事,咱们也将视线离开了秦国好一段时间。而今天,鄙人又带各位来到秦国,很明显他们这里又有大事发生了。只不过,这件事并非文公所为,因为早在三年前(即桓王四年,鲁隐公七年的时候),一代贤君秦文公便告别了他统治半个世纪之久的秦国,驾鹤西行了(葬于西山)。那既然不是文公所为,到底是谁来做的这件大事?又是怎样一件大事呢?
其实,这件事还是跟文公有关联的,毕竟秦国的新都平阳城是由他下令营建的。只是文公希望把这里当成是秦国未来发展的踏板,花费二十余年的时间,非常用心地来设计、选址、建造,所以始终都没能在其生前把都城迁往那里,将这项任务留给了他的继承人。而他的继承人秦宁公(此处暂时先按《史记·秦本纪》的说法来讲述,并且也是为了跟咱们之前的文章统一),替爷爷实现了这个遗愿,于继位后的第二年,将都城从汧渭之会迁往了平阳城,向着秦国的东进之路再迈一步。
太公庙一带秦公墓遗址看到这里,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提出个疑问,为何“闲叙”你写宁公迁都平阳时写的是替“爷爷”实现了遗愿,是不是写错了?难道不应该是替“爸爸”么?各位别着急,这并不是在下写错了,也不是您看错了,宁公的确是替他“爷爷”完成了心愿。因为,他的父亲很遗憾,在文公四十八年的时候就先一步离开了人世,与秦伯这一爵位失之交臂,让宁公提前成为了国家的继承人。
可是,大家别看宁公的父亲没能继承秦伯之位,但他并未像史书中很多早卒太子那样只记载了名字而没有谥号。《史记·秦本纪》特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让竫公成为《本纪》中非常特殊的一位(准)秦伯,即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受赐谥号的太子。足见文公对自己这个儿子的死有多么的惋惜,在文公心中,恐怕已经把竫公看作是位名副其实的秦伯了。甚至在下还有一个猜测,那就是文公在位50年之久,在他晚年的这段时间里,竫公早就能够独当一面,以太子的身份代替年迈的父亲来管理国家,因此他能够获得这等同于秦伯的谥号,也算是合情合理的。
《史记》中早卒太子受赐谥号的记载不过,就在咱们好容易理解了,为何竫公虽未继位却能获得秦伯的谥号之后,又在阅读整部《史记》时,发现了另一个更加奇怪的地方。这就是在《秦本纪》中,文公的这位早卒太子被记为“竫公”,而在《秦始皇本纪》中,竫公又被写成了“静公”,好像是太史公自己写乱了一般。但是,由于我国古代“竫”、“静”、“靖”等字相互可以通用,所以,这倒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无非就是写成了不同的字而已,至少其含义上是没有区别的。
然而,秦竫公的谥号无论被写成“竫”字,还是“静”字,至少在读音和含义上还是保持一致的。但他的儿子秦宁公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这两篇《本纪》中(还得加《表》文),不仅把宁公的谥号写成了不同的字,连字音和含义也完全没有相通之处,简直就是一个严重的笔误。那到底《史记》对于秦宁公的谥号有哪些写法呢?在下这就给各位列出来看一看。
咱们先去读一读《秦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这两篇记载对于秦宁公的写法是一致的,都写作“宁公”。并且,这一写法也被大多数摘引《史记》的古书所认可,如《七国考》、《世本》、《水经注》等书,都是以“秦宁公”这样的写法来记述的。可到了《秦始皇本纪》中,宁公跟他父亲的谥号一样,再次出现了差别,被写为“宪公”。而“秦宪公”的用法,几乎只有这里被提及,仿佛史上再没有其他人认可这一写法似的。莫非这真的是太史公的笔误,在《秦始皇本纪》中同时将竫公、宁公两代人的谥号写错了么?
两篇《本纪》写了不同谥号,令后人不解但是,现实就是如此地富有戏剧性,正当“秦宁公”的说法被广泛认可之时,一件青铜器的发现,再次打破了大众的固有认知。这件青铜器被命名为“秦公钟”,出土于陕西宝鸡太公庙一带,基本上就是前面提到的平阳城周边,显然这里是秦国定都于此后,秦伯的一处墓葬区。而“秦公钟”上的铭文里,清楚地写到了文公、静公、宪公三代先君,证明了《秦始皇本纪》中的写法才是准确的。那《史记》中为什么要刻意写成两种写法呢?难道真是司马迁编撰时出了纰漏,在《秦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中写了别字么?
秦公钟在下以为,两篇《本纪》对于静、宪(既然有秦人自己铸造的“秦公钟”作为实证,从这里开始,这两代秦君将以准确写法来称呼)两代人的谥号采用了两种写法,很可能是以下两种可能性造成的:
其一,应是太史公刻意为之。因为在读《史记》的时候,咱们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即司马公在记录同一历史事件时经常要把很多种说法同时罗列在《史记》之中(不同篇章里)。其目的就是希望他自己所著的这部史书能更加详细、更加平实地记录历史,对于他看到的那些并无明确对错之分的史料,尽可能地留给后人,便于后人研究。
其二,这种可能虽然是我个人的猜测,但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在下以为咱们后人看到的《史记》早在传抄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出入,很可能太史公最初在两篇《本纪》中的写法是统一的(或许都写对了,也或许都写错了,但至少是一致的)。由于后来者在誊抄过程中,将字形相近“静”、“竫”二字,以及“宪”、“宁”二字抄错了,才让咱们看到了同一个人在同一部史书有两种谥号的现象。
秦公钟铭文里提到了三位秦伯好了,不管怎么说,秦静公和秦宪公这两代人,在咱们目前能看到的这版《史记》中是非常特别的存在。他们一人没有继承爵位却拥有了等同于国君的谥号,另一位正式继位却有着不同的两个谥号。让后人读起来既匪夷所思,又别有趣味,也算是史海漫游中的一处“美景”吧。
然而,大家可别忘了,在下这次能带各位回到秦国,起因还是由于秦人在宪公一朝迁都到了平阳城才对。而这次迁都,不仅仅是本篇故事的源头,还是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的关键。那秦宪公将都城迁到平阳城之后,秦国又遇到了哪些事情呢?咱们下次“秦国史话”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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