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人生故事，在窸窸窣窣的鼠声中开场。
在厕鼠、仓鼠的不同境遇中，上蔡小吏李斯洞悉了世事，由此发出人生中的第一声叹息——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不甘于陷落命运的泥沼，而时代也恰好赋予李斯机会。在“礼崩乐坏”的表象下，隐藏着阶层流动的暗涌。正如鲍勃·迪伦在《变革的时代》中所写到的——尘埃落定以前，一切都未成定论/谁将留名青史，一切言之尚早/失意之人终将胜利/因为，时代正处于变革之中。
李斯就学于荀卿，面辞其师之际，脱口而出的是压抑已久的人生宣言——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此情此景何其熟悉！在《苏秦列传》中，苏秦也曾感叹“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此时，李斯终于得以直面自己滚烫的欲望，决绝地与过去的人生告别。李斯再难按捺心中支配命运的激情，他仿佛已经遥见自己登临人生之巅，而命运匍匐在自己的脚下俯首称臣。
李斯画像自此，李斯在仕途平步青云，直至位极人臣，然而，却丝毫没有挣脱命运牵引的轻盈和快感，反而发出人生中的第二声叹息——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身处权力的制高点，李斯陡生“高处不胜寒”之悲，个中况味并不难解。在《红楼梦》第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于凤姐“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李斯的这一叹，仿佛在冥冥之中为人生的下文张本。
始皇三十七年，李斯迎来人生转折。沙丘之变，李斯听命于赵高，阴立胡亥。李斯并非不曾抗争，但是，看似坚不可摧的“君臣之义”终究在赵高咄咄逼人的反诘中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人生中的第三声叹息——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托命”二字，呼应第二叹中所流露的隐忧。李斯深知，支配命运的可能已经不复存在，而高高在上的命运，犹如悬顶之剑，随时可能降下致命的一击。
此后，李斯的长子李由镇压起义军不力，祸及李斯。太史公仅以寥寥四字表达李斯的心境——李斯恐惧。“恐惧”二字，何其沉重！时隔千年，我们无从知晓，事发之际李斯是否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在李斯的概念中，“恐惧”原是属于“厕鼠”的情绪（“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如若身居“仓鼠”之位，便无惊惧之虞（“不见人犬之忧”）。然而，自己已然位极人臣，倾尽一生所竭力摆脱的“恐惧”，为何仍旧死死纠缠？读至此处，我们仿佛触碰到李斯被恐惧啮噬的内心，感受着它的悸动与战栗。也许此时，李斯对于“恐惧”本身的恐惧，远甚于时局。阿上求容，进《督责书》，并非李斯的初衷，却是绝境中孤注一掷的选择。《督责书》洋洋千言，而我们从中读出的只有绝望，颓然蜷缩于命运的股掌之间苟延残喘的绝望。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内外交困的李斯终于深陷囹圄。在人生的第四声叹息中，太史公连用“嗟乎”、“悲夫”两个叹词，足见李斯之哀恸凄绝。在这最长的一叹中，李斯剖白了自己的心迹，并且，预见了帝国的未来。走在人生末路的李斯，已经看到帝国的黄昏。然而，帝国将倾，又何尝能给“人之将死”的李斯些许安慰呢？
李斯最终被处以极刑。在押赴刑场的路上，李斯面对自己的次子，发出了人生中最后的叹息——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李斯的人生乐章，走入渐弱的尾声。此时，已经无需寻找最为凛冽的音色去渲染此生的悲凉。在这一叹中，太史公甚至略去了第二、三、四叹中反复出现的“嗟乎”。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仍然从纸页中读出无尽的寒意。在人生的终点，李斯“顾谓其中子”，这一“顾”，李斯的目光落在了上蔡故乡，落回到人生的原点。曾经令他最不甘，又最不屑的平凡生活，如今变得如此遥不可及。李斯得到了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然而，却不曾享受过哪怕片刻的欢愉。此刻，他即将为垂死的帝国殉葬。事已至此，李斯已经甘心承受了。
传为李斯撰并书泰山刻石，明拓本，故宫博物院藏
论者往往将李斯的悲剧归结于他对“爵禄”无休止的欲望，抑或“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的价值取向。然而，在东西方思想史上，对于爵禄的追求、欲望的满足均未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荀子·正名》中，“欲不可去”四字，直陈“欲望”的固有性。持此观点的还有休谟，在《人性论》（关文运先生译）中，休谟认为“财富有使人享受人生一切乐趣的能力，由于这种能力，人们对于财富确实有一种原始的快乐”。至于对人之贫富、尊卑的看法，休谟与李斯一致，甚至在表述方式上，也与李斯如出一辙。在《人性论》“论我们对于富人与权贵的尊重”一节中，休谟指出“没有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我们对他尊视，也没有东西比他的贫贱更容易引起我们对他的鄙视”。如果将视野投诸文学领域，会发现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对于“欲望”的态度更加通脱宽容。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中有“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人生倏尔易逝，除了“荣名”，所能把握和拥有的还有什么呢？所以，还是珍视功名吧。人生之“悲”，生发出人性之“悯”。人生多艰，令很多现实、功利的念头变得情有可原。
李斯的悲剧根源于他所面对的，本就是无解的命题。“儒者难与进取”，秦用法家，而法家宣扬的“事君”之道，令李斯在劫难逃。在儒家的体系中，为人臣者存在“事君”与“安社稷”两种选择——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孟子·尽心上》）。及至秦代，韩非的学说为始皇所激赏（“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而韩非主张“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事君——成为为人臣者的唯一选择。
李斯在《督责书》中言“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一个“徇”字，道破天机。徇，顺也。在法家的体系中，为人臣者“顺”与“不顺”等同于“忠”与“不忠”。“忠”、“顺”的观点导源于荀卿，《荀子·君道》中有“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臣道》中则对此做出进一步解释，即“逆命而利君谓之忠”，“从命而利君谓之顺”。由此可知，在荀卿的体系中，为人臣者尚且存在抗命的选择。然而，这一观点在韩非的理论中得到极端的发展，“贤者之为人臣，……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一“顺”一“从”之间，为人臣者失去了抗命的选项，而这种无条件的臣服，无关君之为尧桀。
在法家思想的统摄下，“不顺”者必死，以其授人以“不忠”的口实。纵观李斯的后半生，阴立胡亥为“不忠”（于始皇），然得生；上《督责书》为“忠”，得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为“不忠”，下狱，终得死，而罪名正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秦始皇本纪》）。在“忠”与“不忠”间徘徊逡巡，令李斯的后半生如同无舵之舟，苦苦挣扎于命运的漩涡，却永远无法做出超越命运的选择。
《生死秦始皇》
千秋功过，自有定论。我们无需为李斯的“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辩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斯的死让我们失去了某种东西，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正如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李斯为荀卿弟子，韩非同门，深谙“事君”之道。然而，在“诸侯已畔”之际，却骤然迸发出“欲谏争”的信念，亲手将自己推向二世异己的深渊。我们无从知晓，李斯此举出于“安社稷”的责任，抑或告慰自己良知的隐痛，但是，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深刻而脆弱的灵魂的闪光。然而，这微茫的光亮随着李斯的死，悄然湮灭于幽深的历史隧道中。
对于《李斯列传》，论者往往沉迷于以极端的理性辩驳太史公纪事的真实性，然而，这种辩驳只在史学的畛域中有意义。当我们出离了史学的范畴，会发现人性高悬于理性之上，虽然未必熠熠生辉，却以其独特而复杂的本质，昭示我们去思考，思考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看待历史，批判抑或是理解。君以法家作为政治的准绳，而士以儒家作为精神的灯塔。法、儒之间的冲突，是李斯“知六艺之归”，而屡次背弃儒家教义，并以法家自遣的原因。同样的冲突，也是太史公褒扬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而驳斥“人皆以斯极忠”的原因。我们痛惜于在政治的高压下，精神的缄默与退让，但是，李斯在几近窒息中的挣扎让我们相信，在这场政治与精神的交锋中，精神并非脆败。这何尝不是一种安慰？毕竟，死生事大，对于李斯，我们又何忍苛责呢？
在李斯死后八百年，相似的剧情再次上演，只不过，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楚国公杨素。同是短命王朝的肱股之臣；同是年少困顿，而后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同是阴立新君、荣宠无比，而后备受猜忌；同是在垂死之际转变了对于自己一手扶植的新君的态度；甚至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杨素与李斯的人生有着太多的巧合。所不同的是，杨素的人生以善终收场，并且，写下《赠薛播州》十四章的绝唱。然而，当我们翻开这组作品，会发现自第十二首以下，首首含“悲”（“悲哉暮秋别，春草复萋矣”；“千里悲无驾，一见杳难期”；“衔悲向南浦，寒色黯沉沉”），这何尝不是垂垂老矣的杨素对于人生最后的慨叹与悲鸣！
《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中说“中国人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李斯的人生故事，始于仓鼠之叹，终于黄犬之悲。两千多年过去了，戏散了，幕落了，唯有一对“出将”、“入相”的匾额依旧高悬。匾额之下，舞台之上，叹息回荡……
（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获奖征文，作者纪圣婴）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十册）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
顾颉刚领衔点校，赵生群主持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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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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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迄西汉太初，采用了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记言、纪事、编年、国别等形式，开创纪传体史书“纪、传、表、志”的体例。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言，《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
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下，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点校本。
年，中华书局组织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将《史记》作为重中之重，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不仅对底本、通校本、参校本作了复核和补充，还改变了方圆括弧的校勘形式，增加了上千条校勘记；对原标点一一复核，进行修改和统一，以期达到新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准。
年10月，《史记》（修订精装本）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