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去阅读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呢？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代以《道德经》为范本的一系列古代哲学著作，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中国历史的两个参照价值标准了，一是自然生态之道，二是百姓生存发展之道。比如，老子就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所说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并非指意不作为，而是倡导人们应该按照生态万物的自然生长规律去作为，不要在社会政治中去掺杂违背自然规律的个人主观臆造理想，政治家的思想作为应该“道法自然”，也就是应该实事求是。同时，老子还认识到了老百姓的生存发展之道，是圣人也不能够违背的；圣人之道，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存发展之道。老子在论证圣人与老百姓的关系时还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这里所说的“歙”是指意收敛的意思。这段言论的意思是说，圣人必须以老百姓为师，圣人在老百姓面前就犹如小孩子一般，只有老百姓才能够帮助圣人开七窍明道理。老子这里所说的圣人，应该是在指意那些明白了天人合一之道和正在追求天人合一真理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阅读二十六史
《史记》等二十六部纪传式的所谓正史，虽然各自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们依然是中国的重要历史典籍，记载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今人不应该、也不可能改变它们的史书体例模式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一些学者为了解决中国古代纪传史书所带给人们阅读不方便的问题，曾经大量出版了去除了注解文字的“白文本”史书，特别是去除了三家注解的《史记》白文本更是广泛流传于社会。后来，又有一些多事学者使用了现代白话文翻译了不少史书，比如台湾的白话《史记》等。但是，纵观现实可知，这种去除了古代注解文字的“白文本”史书和现代白话文的史书，其社会效果并不好，因为，这使得中国古代的许多史实更加不清晰，甚至导致了许多史实的混乱。
西汉初期的思想家陆贾曾经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这就是说，历史著作之所以对于我们今人很重要，主要在于历史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经验教训和历史故事中所蕴涵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如果历史著作不能够给予今人提供这些历史知识功能，那么，历史知识对于我们今人一钱不值的！
但是，《史记》、《汉书》等二十六部纪传体例的所谓正史，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才子佳人史和英雄豪杰史，就是一部历史人物“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个人奋斗史；还容易误导今人以为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人治和官权至上的历史，是非法治和非民治的历史，是一部血淋淋的宫廷斗争史。这，当然是一种历史误解！那么，后人是否可以在不动弹这些历史原著的前提下，对这些历史著作做一些适当的体例变更呢？
史学资料，依然还是那些，但是，对于史学资料的不同组织方法和正确解读，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史学模式和文化效果。这样的情况，就像是构建房子的那样，一样的材料，却可以根据不同结构的设计和建设，制造出不同功能的房子和居住环境一样，以至于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效应。其实，纵观历史可知，许多中国前人早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正史”注解本的问世，就已经是一种改制和补正《史记》等正史纪传体例缺憾的史学现象。
同时，自汉晋唐宋以来，不断有史学家在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当世人们阅读的习惯，在做分门别类的史学体例改动，以修补《史记》和《汉书》等史书的“史文学”的史学体例缺陷，比如，东汉末期的荀悦的《前汉纪》，晋朝袁宏的《后汉纪》，唐朝杜佑编辑的《通典》，宋朝王益之的《西汉年纪》，宋朝林虑的《两汉诏令》，宋朝徐天麟的《两汉会要》，宋朝王应麟的《汉制考》，明朝梅鼎祚的《两汉文纪》等。
近代以来，一大批史学学人也在做这方面的改进工作，比如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同时，进入20世纪，回避开大量帝王将相个人传记，以记录、梳理、考证历史故事和典礼制度的各类中国古代专题史文本就已经面世了。历史学不是表达人与文论的文学，在历史时空之中，任何个人都不过是个历史符号和匆匆过客而已，归根结底，历史学是一门表达“时空中之事”及其“事中人”的学问。
无论个人有多么大的能量，个人都不可能创造什么历史，即使一些历史人物或许可以根据自己在世时所掌握的巨大政治权力和巨大文化声望去影响历史在一定时空之中的轨迹，但是，最终，历史本身还是会根据道德的原则和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之道的原则去“拨乱反正”的！所以，人们不应该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虚张夸大。人类所创造的技术手段可以不断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无论人类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不能够违背自然生态本体的基本运作原则，也不能够改变自然生态原则根本制约着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
中国的历史学，是一门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学和道德伦理学说直接相关的学问，而中国的天人之学的基本立场，是确立了以人和人心为宇宙论的中心，也就是确立了人和人的身心是人类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中心参考系立场；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天人之学也从来就在高度警惕人类在自然本体面前的自大、有为与“逆天行事”，且不断在提示人必须顺从自然和利用自然，即中国古人一再强调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四项基本政治原则！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历史学要以“和、生，自然是”的道德原则去作为裁判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的根本标准的原因。确立以人和人的身心为中心参照系的宇宙论原则，却又反复强调人必须在顺从自然的前提下去利用自然，这种知识思维和知识态度，是一种立体的、运动的、复合、和平共生的高级思维方式和知识态度。同时，中国传统史学，是极其重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群众追求自身和平幸福原则的生存发展之道的，这也是类似于孟子、扬雄等中国思想家之所以一再强调国以民为本与人民群众和平幸福原则就是人类历史中心价值观的原因！
在中国的思想家和道德伦理学家们看来，任何违背民意的国家政治和政权，都是不能够长久的，这就是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够以他个人的主观意志去随意改变历史本身的原因。“应天顺民”，还不是人类精英人物的知识态度，而是人类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本来如此”的本质！我们要警惕目前主要表现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在本质上属于人类不知天高地厚的蒙昧时代的价值观，是一种无法正确对待“天人”关系的一种低级哲学思考和人伦的态度。
我们不能够盲目夸大人类在自然天地中的作用，在大自然本身的运作原则和规律面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如同在大江大河与海洋之中顺水飘动的一叶小舟，我们只能看着自然本体的脸色和顺应自然运作规律而有所作为。如果说人类历史中还有什么“伟人”的话，那么，这些“伟人”之所以伟大，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创造和改变了自然和人类的历史，而是因为他们发现和发明了人类顺应和利用了天地自然本体规律的高效生产生活方式而已。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二十六部正史的过分注重个人传记的“史文学”现象发起了一次不动声色的大改造，许多学者编著了不少专题史，比如：政治制度史、农业史、经济史、商业史、法制史、建筑史、民俗史、民族史······等。
再加之中华民国时代就已经有许多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和一些社会专题、专业史的问世，所以，目前中国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专题专业史著作已经比较丰富多彩。这些专题专业史著作，对于人们了解一个行业和专业的几千年的发展变迁历史，是需要的，也是很清晰的，但是，这些单纯的专题史却又让人无法洞察到一个王朝的发生、发展，衰亡的运动全兴衰历史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