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文
读罢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掩卷沉思，得到一点体会。我觉得，对读者来说，一本书的结束，很多时候并不意味着与此书说“拜拜”，而是在另一向度的重新开始。所谓启发、启示、启迪，不应该成为空谈、客气话，最好能落到实处。也就是说，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某个未知世界的基础，或者说他把我们领进了某个未知的世界，就像一位导游，旅途中带我们领略了若干景色优美的名山大川，历史悠久的文化圣地，如果我们仅仅止于被动的欣赏，显然是不够的，也辜负了作者的一番辛苦和美意，最好能在作者提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深入开掘，引发新的思考，也许会有更多新的发现和收获。
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以蒙元攻打金国中都（今北京）、南京（今河南开封）、蔡州（今河南汝南）三座城池为主线，全方位地展现了蒙元灭金的整个进程，对元的兴盛和今的衰亡做出了不厌其繁、不厌其详的工笔式的描述，历史细节具体到一丝一缕，一枪一弹，一言一行，一时一事，让人惊叹功课做得之精细，鲜有可比者。作者不但对金、元、宋的历史非常熟悉，如数家珍，对军事史、战争史亦很有研究，是行家里手，看他对双方军事制度、武器装备、攻防设施、物资器械的介绍，以及双方在这几场围城攻防战中军事布局、战场演变、交战过程的描写，多有出神入化之笔墨，是很不简单的。而作者又不局限于此，在看重微观细节的同时，他对两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乃至社会心理，亦给与特别的关照，尤其是金国治乱兴衰的缘由，则寓于叙事之中，读者唏嘘兴叹之余，不能不思考深藏其中的所以然。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为什么？
这是作者通过此书留给我们的一个问题。不能说作者对这个问题没有思考，只是限于体例，他在书中只能点到为止，不及详谈。历史学家处理历史题材，通常有两种方式，或以叙事为主，所求为事实，也就是历史真相；或重微言大义，以历史学为炼金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抽象出超越历史的通则、规律。梁启超有言：“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他所说的“迁”，就是司马迁，在他看来，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兼备两种方式各自的优点。司马迁亦自言，他作《史记》，是要“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既成就了史家理想之高标，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是绝无异议的。不过，“求事实”也好，“重大义”也罢，自有其可称道之处，亦不必自惭形秽。说到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功夫恰恰就用在“求事实”上。无论我们有多少想法，其出发点，或者说生成的土壤，都是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沉出来的事实。没有他在“求事实”上的努力，“重大义”的“义”再美好，也是空中阁楼，是不牢靠的。因此，我们不能轻视事实的讲述，特别是能把事实讲得如此精彩，引人入胜，未尝不是作者才华和学识的体现。如果说可以把治史比喻为炼金术的话，那么，事实就是金矿和矿石，而这本书就是一座富矿，它提供的都是优质矿石。
《隳三都》
作者:周思成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1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供的“事实”是全方位的，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也就是说，金灭于蒙元，是多种原因共同发力促成的结果，而绝非单一原因便可以奏效。拜作者所赐，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对历史提出自己的诉求，我们想从中看到什么，就由我们自己做主了。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问题与历史展开对话，向历史寻求答案。只有这个时候，历史对于我们才是有意义的，才能真正属于我们。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读书应有的一种境界。
当然，读者可能会因个人的兴趣不同，学养不同，对现实的感受不同，思考的问题也不同，而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对书中的这些历史事实做出反应。就我个人而言，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想得最多的，是女真这样一个横行东北亚大陆的马上民族，何以百年之后，竟腐朽到不能抵御任何风雨的侵袭？就像他们的后代，清王朝入主中原二百余年，能征惯战的八旗亦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一路溃败，直至覆亡一样。二者之间有没有相关性？或曰“通则”和普遍性的规律？这确是一个迫切的、值得深思的问题。细读此书，答案就在其中。简而言之，金的腐败，首先是政治腐败，它带来的危害是根本性的连锁反应，动摇金的统治根基，根子溃烂，一两个中兴之君或中兴之臣亦无能为力，很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官员的贪污腐败，不能说不是问题，但它是从政治腐败中滋生出来的，是政治腐败的副产品。政治腐败还会带来许多其他问题，如治国理念、外交策略、官员任免、言路开放、民生民瘼、社会心理，等等，金国君臣在抵抗蒙元大规模进攻中之所以一再判断、决策失误，政治腐败是不能辞其咎的。
其中，文化的作用显得尤为微妙。金在灭掉北宋之后，大量吸收汉文化，君臣权贵的生活方式普遍汉化。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女真民族经汉化而向着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提升，而另一方面，汉文化的腐蚀作用则使得女真族原始的蛮性战斗力迅速退化，因而，一旦遭遇更富于蛮性战斗力的蒙古铁骑，便只能是一败涂地。作者在此书开篇就写到金与南宋的“射弓宴”，写到女真射手屡败于南宋射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提醒和暗示，似乎是想告诉我们，以夏变夷，未必尽得善果。当然，这是一个牵扯范围极大、极广的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此书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来供大家思考、探索，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是值得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