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当初，智宣子打算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果反对道：“立智瑶不如立智宵。智瑶有五项超越常人的优点和一项缺点。五项优点分别是：高大帅气，精通骑射，多才多艺，能写善辩，坚毅果敢。然而，他还有项缺点就是不仁。如果他用这五项优点去欺凌别人而行不仁义之事，又有谁能与他和睦相处呢？如果真的是要立智瑶为继承人的话，智氏家族一定会灭亡。”智宣子拒绝了智果的建议。智果为了避祸，去太史处登记脱离智氏家族，改为辅氏。
以事后的发展来看，智瑶继位后果然弄得国破家亡，印证了智果当初的预言，因此世人多赞其远见卓识。但在姚尧看来，智果的这番言论存在许多漏洞。
智果认为智瑶不能继位的主要原因在于“不仁”。那么，什么叫作“仁”呢？这是个内涵极其宽泛的道德概念。实事求是地说，历来有为之君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不仁”的事。因此，智宣子本人是否真的把“不仁”看成缺点都很难说，或许他心里正在嘲笑智果的书呆子气。
从智果归纳的五项优点来看，基本属于个人魅力的范畴，这或许也是智宣子喜欢智瑶的原因所在。可这五项优点中除强毅果敢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作为优秀领导者的必备素质。通过智瑶日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发现他的缺点是很多的，比如骄傲自负，比如心胸狭窄，比如贪图小利，比如有错不改，比如刚愎自用，比如缺乏城府，这些都是身为领导者的大忌，可为什么智果却都不提呢？身为一个反对智瑶的人，为何智果说优点可以列举出五个，说缺点却只说一个模模糊糊的“不仁”呢？这岂非严重的不符合比例原则？如果我是智宣子，我甚至会因此而更加支持智瑶，因为他优点是如此之多，缺点却根本无足轻重。
不仅如此，智果认为智宵比智瑶更适合做继承人，却丝毫没有分析智宵的优缺点，有你这样做推荐的吗？我们合理推测，大概智瑶的优点就是智宵的缺点，智瑶的缺点就是智宵的优点。也就是说，智宵文的也不行，武的也不行，长相也不行，口才也不行，性格也不行，那他有什么行的呢？他品德比较好，他有“仁”。在智宣子看来，这不就是个没用的滥好人吗？怎么可能把江山社稷交给这样的继承人？他甚至会怀疑，智果是不是就想找个比较好糊弄的领导，这样以后混日子能更舒服些？
由此可见，智果虽然预料到智氏日后的命运，但他对智宣子的这番劝谏在文辞和逻辑上是非常糟糕的。智果并没有真正做到把话说清楚、讲明白，他仅用“不仁”二字就试图否决智宣子欣赏器重的爱子，其分量显然是不够的。严格来说，智果并没有完全尽到良臣的责任。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简子在确定继承人时，也不知道立哪个好，就把一段训诫的言辞刻在竹简上交给两个儿子，并嘱咐他们：“谨记在心！”三年后，赵简子再次问起竹简之事。伯鲁已经完全不记得竹简上的话，让他把竹简拿出来，也已经找不到了。反观无恤，竟然能对竹简上的话背诵如流，让他去把竹简找出，他当即就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非常贤德，立他为继承人。
司马光将智宣子和赵简子立储之事并列于此，用意是为后面的德才之辩埋下伏笔，因为赵简子是立德而兴国，而智宣子是立才而亡家。不过，正如前面的智氏一样，这里的赵氏也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段训诫放在三年后再问，显然它并不具有太强的时效性，多半是修身齐家的格言之类。可以想象，这段训诫应该是合乎情理的，但也不至于石破天惊。因此，在平常没有特别提醒的情况下，赵伯鲁时隔三年后记不起来，这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错误。仅因父亲曾交代过一句“好好记住”，就要在三年之内反复背诵，相信正常家庭都不会如此，毕竟父亲三年内可能还会交待很多其它事情。当然，把父亲郑重赐予的竹简给弄丢，这事确实是不对的，但终究也不会造成什么重大损失。所以，我们只能说赵伯鲁不够认真谨慎，但这个不够认真谨慎也仍在常情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并不能上纲上线就说他品德不好。反观赵无恤，其做法则显得非常不合情理。时至今日，让我们每天贴身携带一本纸质书都会觉得不适应，更何况是沉重的竹简？将已经背诵如流的沉重之物在袖中放置三年之久，这又岂是正常人所为？只能有两种可能：第一，赵无恤深谙父亲的性格和心思，知道他喜欢在细节考察人品，赐予竹简必有深意，所以赵无恤宁可忍受着不适也要每天携带竹简。第二，赵无恤为了争得储君之位，在父亲身边安插了眼线，知道父亲打算近日将考察此事。无论是哪种可能，都足以证明赵无恤心思缜密，但都不能证明他的品德有多高尚。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派尹铎去镇守晋阳（今山西太原）。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像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把晋阳发展成可靠的保障之地？”赵简子回答道：“当然是作为保障。”于是尹铎就任后立刻减轻赋税。赵简子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真正最可靠的退路就是晋阳。你不要轻视尹铎地位不高，也不要害怕晋阳路途太远，一定要以那里为归宿。”
人生总是顺境与逆境相交替，在逆境中坚定信念、百折不挠固然不易，在顺境中谦虚谨慎、未雨绸缪则要更难。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以无论眼下如何顺风顺水，都要懂得居安思危，为自己留有退路，以便能从容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无妄之灾。既然是准备退路，就不要对利益太过锱铢必较。争夺利益本身并没有错，但那应该是在前线上争，在安排退路时就不能只想着利益，而应该以安全保障为优先考量。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①，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即智瑶）继位掌权，与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在蓝台设宴。席间，智伯先是戏弄了韩康子，接着又侮辱了他的家相段规。智国听说此事后，劝谏智伯说：“主公您不对灾难做出预防准备，那么灾难就一定会到来的！”智伯回答道：“有没有灾难那得取决于我。我不去给别人制造灾难，那世界上哪里又会有灾难呢？”智国道：“话不是这样讲的。《夏书》上说：‘一个人如果经常犯错，那么他所招来的怨恨又岂会都表现在明处？不能因为它没有表现出来就不加以提防。’君子能够在小事情上认真谨慎，所以就不会有大的灾患。现在主公出席一场宴会就羞辱了人家的主君和家相，又不加以防备，说‘他们不敢兴风作浪’，这种做法恐怕是不行的吧！蚊子、蚂蚁、蜜蜂和蝎子这样的虫子都能害人，更何况是主君和家相呢？”智瑶听不进去。
①蚋，音ruì，小蚊。虿，音chài，蛇、蝎类毒虫。
智伯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其实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毕竟他在晋国四大家族中实力超强，只有他主动进攻别人的份，而不会有谁敢来招惹他。可是，当他对三大家族轮番发难后，就应该想到对方有可能反击了。能否居安思危，这是赵氏所以兴，而智氏所以亡的根本原因。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①，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②，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响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
智瑶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本不打算给。段规说：“智伯贪财好利而又性情刚愎，如果不给，他一定出兵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土地后会形成思维惯性，接着又会向别人索要。如果别人不给，他就必定会对别人动武，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免于眼前的祸患而后等待事态的发展变化了。”韩康子说：“有道理。”于是，韩康子派使者献上有万户人家的城邑给智伯。
①愎，音bì。固执，任性。
②狃，音niǔ。狃于，有“习惯，拘泥，因袭”之意，如：狃于习俗，狃于常礼，狃于成见。
段规对于智瑶“好利而愎”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其日后的败亡也都源于这四个字。再次让我们感到叹息的是，作为外人的段规都能看得如此清楚的事情，为什么智果在劝智宣子不要立智瑶为继承人时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却总是说不到关键点子上呢？
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本来也不打算给，他的家相任章问：“为什么不给他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前来索要，当然不给了。”任章说：“智伯无缘无故索要他人领土，这必定会引起各大家族的恐惧。我们如果给了他土地，就会使得智伯骄纵。智伯因骄纵而轻敌，我们这些被敲诈的家族则因恐惧而亲善，以亲善团结的军队来对付骄纵轻敌的智伯，可以预料，智氏的命运已经不会太长了。《周书》上说：‘将要灭亡一个人之前，先帮助他一下；要夺取一个人的利益时，先给他一点好处。’主公不如先给智伯土地，让他骄傲自大，这样我们就可以结交盟友以共同对付智氏，又何必现在单独成为智氏的靶子呢？”魏桓子说：“有道理。”于是也把一个万户人家的城邑献给了智伯。
段规劝韩康子献地给智伯，目的是为了转移祸水。任章劝魏桓子献地给智伯，目的是为了结友骄敌，以期能合众人之力打败智伯，其谋略之深远又胜过段规一筹。智伯想要扩张领土本没有错，四大家族谁不是靠持续扩张做大的。可是此前的扩张之所以成功，在于联合多数以吞并少数，如六卿中的智、韩、赵、魏四家联合吞并范氏和中行氏。现在智伯完全可以照此办理，与韩、赵、魏中的两家亲善而吞并其中一家，如此必能统一整个晋国，乃至最终取而代之。但是智伯的做法，却是以少数得罪多数，硬生生地逼着所有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这又是何等的“大不智”？如此缺乏远虑之人，智果却只说智瑶不仁，岂不可笑？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蔡和皋狼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的甲兵前去攻打赵家。赵襄子准备逃出晋国首府新田（今山西侯马），问左右：“我应该投奔哪里去呢？”随从回答道：“长子（今山西长子）距离最近，而且城墙坚厚完整。”赵襄子说：“人民刚刚竭尽全力修筑好城墙，现在又要他们卖命守城，谁会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死与共呢？”随从又说：“邯郸（今河北邯郸）仓库充实。”赵襄子说：“仓库充实是因为官员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现在又让人民上战场送命，谁会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死与共呢？还是去投奔晋阳吧，那里是我们赵家的老根据地，尹铎对待当地人民又很宽厚，人民一定愿意与我们和衷共济。”于是，赵襄子投奔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①。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②。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智伯率领三家联军围攻晋阳，而后引汾水灌城，水面距离城头仅差三版的距离。百姓家的炉灶因水淹而崩塌，满地都是鱼和青蛙，但人民仍然没有背叛之意。智伯乘车巡视水势时，魏桓子为其驾车，韩康子在右边护卫。智伯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水也可以让人亡国的。”听到这话后，魏桓子用手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用脚轻踩了一下魏桓子，二人心照不宣，因为汾水也可以用来灌安邑（今山西夏县，魏氏家族的根据地），绛水也可以用来灌平阳（今山西临汾，韩氏家族的根据地）。
①三版：高二尺为一版，三版即为六尺。
②御者，驾车。骖乘，音cānchéng，护卫。古时乘车，尊者居左，御者居中，骖乘居右。智伯乘车时以魏桓子为御者，以韩康子为骖乘，显然有居高临下，视其为臣属之意。
絺疵①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②。絺疵请使于齐。
智氏的谋臣絺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伯问：“你怎么知道？”絺疵回答道：“我是根据人之常情来推断的。我们会同韩魏两家的军队来进攻赵国，一旦赵国灭亡，接下来必定就轮到韩魏了。这次我们和韩魏约定，灭赵后三家瓜分其领土，现在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要被洪水彻底淹没，城内百姓杀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和魏桓子两人居然没有高兴的表情，反而是面有忧色，这不是要反叛又是什么？”第二天，智伯将絺疵的话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二人说：“这是奸臣在为赵氏游说，希望主公您对我们两家疑心而松懈了对赵家的进攻。否则的话，我们两家岂不是放着早晚就能到手的赵家领土不要，却去做那种危险而又不可能成功的事吗？”待到二人出去，絺疵走进来质问智伯：“主公您怎么能把我昨天的话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智伯问：“你又是怎么知道？”絺疵回答说：“我发现他们见到我时凝视了一下，然后匆忙离去，显然他们这是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伯仍然不肯悔改，于是絺疵为避祸而请求出使齐国。
①絺疵，音chīcī。
②悛，音quān，悔改。
作为谋臣，韩康子手下有善识人的段规，魏桓子手下有善远虑的任章，而智伯手下有善明察的絺疵。相较于智果的含糊，絺疵是切实尽到自己责任的，他无愧于智氏的社稷之臣。可惜的是，智伯固执己见，死不认错，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覆亡。通过智伯和絺疵的对话，我们再次感叹段规对于智伯“好利而愎”的判断是何其精准，也再次奇怪，智伯刚愎自用的缺点这么明显，为什么智果当初就没有和智宣子提出来呢？孔子在《论语》中对“仁”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的解释，如“爱人”，如“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如“克己复礼为仁”，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无论如何，“不仁”和刚愎自用、知错不改总扯不上边吧？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①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道：“我听说唇亡则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魏了。”二人道：“我们心里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担心事情还没办好而谋划泄露，那就马上要大祸临头了。”张孟谈道：“谋划出自二位主公之口，进入我一人之耳，又会有什么纰漏呢？”于是二人与张孟谈密谋，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当夜，赵襄子派人杀死智伯军的守堤官吏，而后决堤反过来水灌智伯军。智伯军因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家从两翼夹击，赵襄子则率士兵正面进攻，大败智伯军。于是杀死智伯，又将智氏家族尽数屠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①辅果，即智果，前因谏智宣子勿立智瑶不从而改姓辅。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①，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②，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臣司马光认为：智伯之所以灭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了品德。才能与品德，这是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楚，一概称之为贤明，这就是他们经常看错人的原因。所谓才，指的就是聪慧、明察、坚强、刚毅；所谓德，指的就是公正、率直、中庸、平和。才，是德的凭借；德，是才的统帅。云梦产的竹子，是天下最强劲的，可是如果不矫正弯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以射入坚物。棠溪产的铜器，是天下最精利的，可是如果不经过熔铸锻造，不磨砺出锋刃，就不能用来作为兵器攻击强敌。所以说，德才兼备就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就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就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就称之为小人。选拔人才的策略，在于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任用小人，不如任用愚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君子会把才干用在行善上，而小人会把才干用在作恶上。把才干用于行善，则处处皆善；把才干用于作恶，则无恶不作。愚人尽管也想作恶，但由于智计不够，力量不足，就好像刚出生的小狗扑过来咬人，人很容易就能制服它。可是小人既有足够的智计来做坏事，又有足够的力量把坏事做得很大，这就是如虎添翼，危害性岂非很大？德行，是令人敬重的；而才能是令人喜爱的。人们对于喜爱的东西，总是容易亲近；而对于敬重的东西，总是容易疏远。所以，察选者经常会被人才的才干所蒙蔽而忽视了他的品德。自古以来，国家里的乱臣，家族中的败子，大多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又岂止是智伯一人？因此，国家领导人在选拔人才时能够审视德与才的不同，懂得怎样区分先后轻重，就不用担心看错人了。
①不矫揉，不羽括：矫，使曲者变直；揉，使直者变曲。羽括，在箭尾配上羽毛。一枝箭分为箭头、箭杆和箭羽三部分，箭头用于杀伤，箭羽用于提高飞行中的稳定性。
②不镕范，不砥砺：镕范，熔铸的模具；砥砺，磨刀石。
司马光通过智伯的败亡引出一段德才之辩的宏论，遗憾的是，司马光试图厘清德才之差异，却带来了更大的混乱和漏洞。接下来，我们一一分析。
首先，司马光认为智伯的败亡是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这显然是没有搞清楚，才是分很多种的。智瑶真的是“才有余”吗？从智果所谓“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来看，好像是这样的。可我们有必要细究，智瑶所具备的都是什么才。美鬓长大，说的其实是长相；强毅果敢，说的其实是性格。射御足力，指的是武才，伎艺毕给，指的是艺才，巧文辩惠，指的是文才和口才。由此观之，智瑶的确是很有才。以他的武才，可以成为军事家；以他的艺才，可以成为艺术家；以他的文才，可以成为文学家；以他的口才，可以成为外交家。可惜的是，智瑶具备这才那才，就是不具备作为领袖的君才，却被安排到领袖的位置上。韩信说刘邦“不善将兵，而善将将”，这便是指刘邦的文才、武才、口才、艺才等虽不一定出众，但君才却是凤毛麟角，故能统御具备文才、武才、口才、艺才之士为其所用。因此，智瑶如果被安排在别的行业或职位上，或许是“才有余”的，但作为领袖，他完全不是“才有余”，而是严重的“才不足”。
其次，司马光认为世人不能辨别才与德的差异，一概称之为贤明，所以经常看错人。为此，司马光对才与德分别给出四个字的定义。可是，这个定义不给还好，一给反而造成了更多的混乱。
司马光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显然，聪和察可以称为才，而强和毅明显是更接近于德。更何况，智伯羞辱了韩氏的君相，又问韩魏两家索要了领土，却不知对两家采取防备措施，这哪里算是聪慧了？絺疵已经将韩魏两家必反的原因分析得如此清楚透彻，智伯却一点都听不进去，这哪里算是明察了？既然智伯既不会聪慧，也不明察，那司马光又怎么能得出智伯“才有余”的结论呢？至于司马光说“正直中和之谓德”固然是讲得通，但这也未必不属于才的范畴。智伯恃强凌弱羞辱韩氏君相，这固然是道德上的不“正直”，亦可理解为才能上的不智，毕竟对方仍具有相当的实力。智伯无故索要领土，不成功就出兵攻打，这固然是道德上的不“中和”，亦可理解为才能上的不武。征讨扩张这本身无所谓对错，但聪明的领袖都知道，每次出兵都必须要有个合理的政治口号，这样的军队就是正义之师，才更容易打胜仗。可见，德与才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司马光强行一分为二，反而容易引发混乱。
再次，司马光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套公式看似简单便捷，实则漏洞百出。举例来说，韩信是秦汉之际最伟大的战略家，然而在他成名之前，却是个四处惹人讨厌的问题青年。按照《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说法，韩信并没有什么好的出身（始为布衣），家里贫穷又没什么好的品德操行（贫无行），既不能被推选为小官吏（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经商谋生（不能治生商贾），整天到人家家里蹭饭吃（常从人寄食饮），大家都很讨厌他（人多厌之者）。混饭时被南昌亭长驱逐，感谢漂母赠饭时被抢白，走在街上又被淮阴市井羞辱。显然，韩信虽不能说是道德败坏，但也很难称其品行有多高洁。尤其是和他那不世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相比，韩信无疑是“才胜德”的。要按司马光的说法，韩信可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了。那么，刘邦任用韩信为大将军，之后百战百胜、席卷天下，这是用对了呢，还是用错了？
同样是在刘邦账下，谋士陈平最初投奔的是魏王魏咎，在项羽东渡黄河破釜沉舟时投靠项羽，最后才在在魏无知的引荐下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对陈平非常器重，这也引来周勃、灌婴等一班沛县旧臣的嫉妒，纷纷在刘邦面前进谗言，说据传言陈平曾有盗嫂受金的不端行为，是个品行不佳之人，不能委以重任。于是刘邦开始怀疑陈平，遂将引荐者魏无知召来责问。魏无知回答道：“微臣所推荐的，是才能。陛下所责问的，是品行。我们假设现在有个人，他的品行有如尾生、孝己那样端正，可是对战争的胜负却毫无帮助，陛下又哪有时间去用这种人呢？楚汉双方正在激烈对峙，我举荐的是善于出谋划策的奇才，只需要考虑他的谋略是否对于国家有用即可。至于他过去是否曾经跟嫂子私通，是否接受过其他将领的钱财，这种事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
魏无知的这番言论，正是对司马光所谓“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有力驳斥。司马光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但是作为曾盗嫂受金，明显是才胜于德的“小人”陈平，自始至终都在用心辅佐刘邦，为他出谋划策，屡立奇功。即使是在刘邦死后，陈平还竭尽全力维护刘家社稷，平定诸吕之乱，辅佐汉文帝登基。难道司马光能说，刘邦任用陈平是用错了吗？陈平这个“小人”给刘邦作了什么恶，又为了什么害？
事实上，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既有正直光明的一面，也都有自私阴暗的一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真正英明的领袖，除了细究下属的私人品德外，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建立合理的制度和文化，使得有才者能人尽其才，而又不至于违法乱纪。毕竟，才能是容易体现的，而品德是难以衡量的。按照司马光的这套取人之术，则国家政治必定会陷入无休止的互相夸耀和攻讦之中。一个政治人物，粉饰自己的德行总是比彰显自己的才能更容易。对于政敌，则无论其多么有才能，你也总是能够找到他道德上的瑕疵而将其击倒。司马光自己所身处的大宋王朝，不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新旧党争中走向灭亡的么？
姚尧你的支持，我的坚持